从文化差异到文化自觉

任何一门学科都喜欢把自己这门学科的历史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西方的人类学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有人乐于将其根源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以为那个时代就有了人类学思想的萌芽。不过人类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并有了它自己专门的名字,却是在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人类学所研究的问题既广     

论民俗的易感染性

对于民俗,民俗学家研究最巨,其他从事实地田野研究的社会学科多从民俗学家的直接描述与归类中获益良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用多费笔墨。不过民俗究竟是什么,连民俗学家自己也在争论,而围绕这一争论最为直接的论著应该是高丙中教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其中有详尽的对于民俗学学科史中有关民俗的界定,最后作者以“生活文化”作为民俗的实质内涵,     

侈糜、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

作为蒙元帝国时代的一种物品,纳石失不单单是一种用来制作服饰的布料,它本身还体现了其极尽奢华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支配。这是一种与游牧社会相匹配的生活奢侈品的分配,由此物品的分配而在那个时代建构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庞大集团,这个庞大集团得以凝聚的基础象征性地体现在作为这一帝国再分配政治基础的奢侈品上面。通过这种特殊的奢侈品的生产、掠夺、占有以及消费,一个十三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得以型塑。     

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

我们将惯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与《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前者的主旨可用亲迎“三区论”予以概括,而后者则用婚丧“四区说”更为合适,两者的研究皆是以地方志为研究材料,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它们具有诸多的异同之处,对修正和弥补单一村落和社区研究的弊端与不足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与途径,对丰富关于“北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认识洞开了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枝杈社会与乡土社会的文化转型

礼俗互动是循环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随着循环社会的逐步解体,枝杈社会的日益发展,礼俗逐渐分离,礼俗互动正在失去其赖以运作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文化观念也试图通过更新而使人们的生活回归循环社会。在当下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将生活进行陌生化处理,才能真正跳出生活所给予我们的麻痹,以及认清这种转型的真正意义所在。     

食在方便——中国西北部关中地区一个村落的面食文化变迁

食物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内涵仅局限于饮食本身,更多的是它在社会中所展现的文化的表达。中国西北部关中地区一个村落面食文化的变迁表明,无论是村民日常食物还是节庆筵席,面食制作技艺开始从手工转向机器,其作为礼物交换也变得更为商品化。其中,女性社会角色地位的变化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她们在家庭中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后,便需要尽可能地缩短食物烹制所耗费的时间,因而她们更追求方便的食物。然而,面食的文化意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造就和转化了传统的新形式,面食的文化象征要素仍然在社会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与废墟——文化的观念如何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

一、引言:理性与文化谈到西方的理性主义,最好的表述莫过于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了。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除非有我们的理性的证据,否则我们是不会为任何的真理所说服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受到"范例与习俗"(example and custom)的说服     

平常的日子与非常的控制——一次晚清乡村危机及其社会结构的再思考

中国村落的开放性和闭合性问题,已成为理解一般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析维度。村落共同体开放性和闭合性的条件,有赖于生活世界中人生历程的平常与非常之间的明确划分。平常期的闭合性使得村落共同体生活得以保持,而非常状态的不安定期则往往会导致乡村共同体的门户开放,由此使得外部力量以各种方式进入乡村社会中来。对山东省潍坊市南仲寨村石碑的发现和解读,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完整性结构。     

权力精英结构的饮食表达——基于清代“满汉全席”发明的微观政治学分析

在清代特有的部族政权统治下,满族统治者通过其内部精英的凝聚力和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发挥了国家政治行动的力量,维护了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和利益。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行为背后,满汉全席这一筵席形式应时出现,并在满族统治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主观构建的筵席仪式,其变化过程表达着满、汉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体现着清代权力精英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