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正>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曲折走来到今天,终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汶川地震感言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演变1945-1950》再版序言

这本书开始于80年代初,成于80年代中,初版于1987年,从完成之时算起,距今已有15年。着手写此书之初,还是乘我国学术界开放的风气之先。当时利用大批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系统地探索美国对华政策的种种考虑,对我国学者来说尚属初创。同时就建交不久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追根溯源,对开启国人对美国决策的了解有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印数很少,出版不久,出版社就无存货,作者经常收到询问何处可以购得的来信,爱莫能助。自那时以来,我国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人辈出,成果累累,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和材料也早已不新鲜,作者     

太史公笔法小议

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一泻千里的气势,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藻,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雋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     

在胡志明家做客

1960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统一后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5周年国庆,同时召开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代表列席。中国派出了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团员叶剑英、廖承志,我国驻越大使是当然成员。我作为英、法文翻译随团,其实只是备而不用。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正>《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