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学科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和视野日益广泛和多元,研究方法日益自觉和完善,研究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特色近代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条件也逐渐具备。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

清代科举"展期"不仅体现在作为科举制度衍生出的一种弹性应变与自我修复机制,而且体现在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反作用于科举制度母体并导致其结构性的改变。清代科举"展期"不仅成因类型复杂多样,而且比例很高地以突发性"展期"呈现,并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高峰时期。清代科举考试在调适性增强的同时,也使得试期这一"制度时间"面临类型多样与程度各异的扰动,从而使得科举考试在时间维度上潜藏了诸多不稳定元素以及呈现出制度松动与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