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

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海军省就以水路部为中心全面系统地收集长江水文情报数十年来,通过不断收集和翻译欧美编印的中国水路志、向长江派遣军舰和专业谍报人员实地测量调查、利用日籍航运公司和上海日本人引水协会收集情报,至20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海军已经详细掌握了长江及其支流的各种水文信息,为从长江入侵中国铺平了道路.     

萤石之战——日军入侵浙江与萤石掠夺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华中矿物资源的掠夺,国内外至今的研究都集中在煤炭和铁矿石等上,对于浙江萤石有些文章尽管有所言及,但也只是停留在开采的数量和对劳工的酷使上。萤石在日本国防工业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日军侵犯浙江与萤石有多大关系?诸如此类问题均未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大量史料重点分析了萤石在日本制铝工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具体论述了日军两次侵犯浙江与萤石的关系以及"开发"萤石的过程,认为浙江萤石对战时日本来说是稀缺的战略资源,直接左右了日军飞机制造的产量,日军两次侵犯浙江都与萤石关系密切。日军掠夺浙江萤石是"以战养战"的典型之例。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东方文化事业”

始于1923年的"东方文化事业",被视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标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开发"华北经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在日本对华政策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纲要之一。与此相对应,"东方文化事业"在事变后开始脱离"文化"之本位。经过前期策划,1936年起日本政府打着"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事业"之幌子,投入巨资设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开发"项目,直接为"开发"华北资源服务。"东方文化事业"因此沦为日本在华北经济扩张的工具。     

侵华日军对南京的鸦片毒害

鸦片侵略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在比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南京鸦片状况的同时,就鸦片流入南京的主要途径、尤其是鸦片等毒品泛滥的实态进行了考察,指出正是日军对贩毒销毒的积极参与和纵容,使南京由全国模范禁烟城市迅速沦为一个毒流泛滥的毒品之都。而日军鸦片统制的目的则在于：解决南京伪政府的财政问题,削弱南京人民的抗战能力。     

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明治维新后,日军为获得中国军事地理情报,不断派员来华进行谍报活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趁机大规模测绘中国东北地区,揭开对华专业盗测的序幕。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又一次大规模测绘东北等地,并且确立实测中国兵要地图的具体目标。民国时期,日军成立专业测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秘密测绘长城以南地区。依靠这种精细盗测,日军绘制成中国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为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从石碌铁矿看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的“开发”重点

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曾进行过各种所谓经济“开发”活动,石碌铁矿的“开发”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战时日本铁矿石紧缺,藏量大、品质优的石碌铁矿成为日本军部和“国策会社”不惜财力物力“开发”的对象,是其在南方地域最大规模的国家性“开发”事业。透过日本对石碌铁矿的“开发”,可以看到日占海南时期的“开放”重点正是矿山,其“开发”目的则在于掠夺铁矿石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侵华日军的宣传战——以日军第11军的纸质宣传品宣传为中心

1939年1月,侵华日军野战军主力第11军成立"宣传班",专门负责全军宣传的组织、计划、实施工作。该班针对中国军民每月制定纸质宣传品散发计划,指挥全军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对象散发指定的宣传品。宣传品散发数量巨大,涉及地域广泛。宣传品的形式设计与内容编写,则充分考虑到了宣传对象的文化层次与阅读心理定势,并且紧贴"形势",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欺骗性、诱惑性。宣传战成为配合侵华日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辅助手段。     

近代日本在华“应聘将校”与谍报活动考论

甲午战争后,大批日本军人应聘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军政机关、军校警校、军队等处担任顾问或教官。针对这一特殊群体,日军参谋本部于1902年建立起一整套严密有效的谍报制度,充分发挥其人数众多、身份特殊、分布地域广、在中国任职时间长等谍报上的优势,长期组织他们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使其成为日军对华谍报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