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其后果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16世纪环球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视野,改变了他们的地理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不再仅仅是欧洲、地中海沿岸和现今称作近东的那一片土地了。然而,就历史观念而言,欧洲人大体上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上。     

二十世纪的法国史学

勾勒20世纪法国史学的轮廓,比昨天我们介绍的法国19世纪史学更加困难。19世纪的法国史学曾经是许多传统分析的对象,已为大家所熟知。相反,我们如今还处在20世纪,可供追随的范例较少,离开事件发生的时间也较近。我的中国同行们请我到这里来作三次讲演。他们告诉我,大家对名实相副地享有盛誉的年鉴派和年鉴杂志很熟悉,但是对于它们周围和旁边的事情以及时有发生的反对它们的事情,则不大清楚。我在今天的讲演中将会考虑这一点。     

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本文以大量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怎样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魁奈等人的思想,论证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怎样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为他们反对法国封建统治的支柱天主教会和君主专制的斗争服务。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理解或表述的古代中国文化,或多或少经过了加工改造,与原来面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影响却是全面而深刻的。     

戴高乐与第五共和国政体

法国的1958年宪法是在戴高乐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制定的。这部宪法的颁行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32年来,这部宪法和据之确立的第五共和国政体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考验。 第一次考验发生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期间。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危机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舍我其谁”的政治局面,使他得以在1958年东山再起。制订了新宪法,创建了第五共和国后,他首先要处理的当然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重掌政权之初,戴高乐对此并无成熟的想法,只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索,他才确定了承认阿尔及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试析法国1958年宪法与第五共和国政体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许多政治家认为,1958年宪法是根据戴高乐的主张为他个人制订的,新的政体只有依仗他的个人声望、地位和权威,才能顺利运转,他一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新政体就将寿终正寝。然而,戴高乐于1969年辞职,翌年去世,第五共和国并未随他而去。不但如此,在法国历史上的十余部宪法中,1958年宪法迄今已以其寿命之长,名     

从选举制度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

当代法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主权在民”,即列宁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实现民主的主要途径是选举,公民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行使选举权。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     

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     

法国和欧洲的史学研究近况

(本文是1994年5月我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保留了口语化的特点。)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却操同一种语言,即同一种独一无二的史学方法论的语言,这表明,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被术语所迷惑。我们都以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文献,所以,我再说一遍,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使用     

18世纪法国思想家论中国的德治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普遍认为,用道德治理国家是中国的一大特征。他们指出,在古代中国,伦理道德不但是制定法律的依据,而且与法律具有同等甚至更广泛的效力,法禁于已然之后,德施于未然之前,前治标,后治本;上自皇帝,下至小民,无入可以违背以儒家的“仁”和“孝”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乃至刑律的惩处。通过长的言传身教和各种教育手段,道德融于习俗之中,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百姓以德齐家,君主用道德治理国家,国家因而得以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