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黄仁宇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证诸宋夏金元时期其言诚是。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从军事上的征战攻杀去把握,其内涵丰富、     

《南部新书》小考

<南部新书>是北宋钱易所著的一部笔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有裨".这一评价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该书有过两种标点本,一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收入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     

汉代“杂治”考

“杂治”一词,屡见诸两汉史乘。它是一种典制用语,后代治史者对其已不甚瞭然。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杜延年传》时,也仅说“交杂共同治之”而已,对杂治的对象、事由等均无说明。南宋徐天麟编纂《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也未将有关杂治的史料钩稽为专条。 《中文大辞典》倒收有“杂治”辞目,其释文说: 诸事皆治也。《史记·准南衡山王赐传》:“与沛郡杂治王。”《汉书、楚元王传》:“杂     

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园族观——以《文献通考·四裔考》为中心

《文献通考·四裔考》及其续作,保存了古代中国与周边民族或国家关系的翔实史料。从中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民族与国家关系时,所秉持的基本观念就是中国中心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华夏文化优越感。这一观念决定了古代中国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一贯采取区别内外、隔绝华夷的封闭性决策。这种决策反过来又让古代中国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始终沉迷於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中,却对外部世界与域外文明基本上抱着闭目塞听的排斥态度,从而导致中国在与近代西方文明的相遇中最终败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