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皇本”圣教序

《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一部工程巨大的集字碑,它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此碑的艺术价值、内容及怀仁为此碑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前人、今人都有许多评介,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流传下来的它的拓本之一"墨皇本"圣教序(见图)。 "墨皇本"圣教序近年曾屡见文章提及。张彦生同志在《文物》1963年3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拓本,"墨皇本"亦在其内,并称:"崇恩旧藏,称墨皇本,白麻纸,拓工精,用墨重,字肥润,可惜经过重装,字口破伤,多出现纸毛"。又,章归在《文物》1979年1期《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称"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宋拓本,要推清代崇恩旧藏的‘墨皇’本。……     

澄泥砚

砚台,作为研墨的工具,最基本的条件是耐磨、不渗水。如果一磨即穿,或遇水即渗,则不能研磨。因此,制砚的材料必须质地坚硬。中国的砚材种类繁多,大多具备这两个条件,而端、歙、洮石之所以著名,则不仅具备这两点,且兼有易发墨、不损笔、墨汁不易干涸、呵之即湿等优点。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工艺澄泥砚,之所以能和端、歙、洮石相题并论,也是因为它具备了上述的优点,是一种优质砚材。     

明代制墨名家程君房及其《墨苑》

明代中期以后,是制墨业的辉煌时代,墨之在万历,犹诗之有盛唐。墨的故乡徽州,由南唐奚氏父子制墨开始,逐代繁衍,形成优良传统。到了明代,墨的造作规模、质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当时出现的许多杰出的漆工、雕手、画家,都给徽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促使制墨业空前繁荣,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明末麻三衡《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有一百二十多家,程君房就是当时制墨名家之一。程君房所经营的墨店为还朴斋、宝墨斋。关于其署名,有的墨上同时写程君房与程大约。《歙县志》把程大约与程君房视为两人;邢侗《墨记》中则视为一人,君房为     

王子若《百汉碑砚拓》

目前流传的高凤翰(1683～1749年)《砚史》拓本,是清代道光年间王相(1789～1853年)请王子若(1788～1841年)及吴熙载(1799～1872年)重摹拓本。读过《王子若摹刻砚史手续》可知,王子若在摹刻《砚史》之前,还为南昌万承纪摹刻百汉碑砚。百汉碑砚与高凤翰《砚史》为砚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笔者倾慕已久。近日友人携来两大册砚拓,云在沪上得《百汉碑砚拓》。原砚已散失,拓本亦属难得。图册纵50、横35厘米,共有72方砚拓。拓本大小不一,每拓只拓砚背,即摹刻碑刻一     

韩慎先与《寒切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二书知问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忧劳久悬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羲之报”——唐摹东晋王羲之草书《寒切帖》此帖纵25.6厘米,横21.5厘米,纸本,计51字(重文一处)。后有明董其昌跋: “右军真迹世不多,唯吾乡陆文裕公家《半月帖》,吴门王恪家《此事帖》与此三耳,所谓山阴衣钵,非具眼者不可与传     

周希丁拓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

友人林君从津门购得砚拓一轴,来天津艺术博物馆要求鉴定,经确认,这是著名篆刻家、传拓专家周希丁精拓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拓本。拓本长167厘米,宽67.5厘米,外题签“顾汝和精刻十石鼓研     

谈两方摹刻石鼓文的古砚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和清朱善旂摹刻石鼓文砚,是两方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砚。兹分别介绍如下: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圆形,直径19.5、高10.4厘米,石色苍黑(图版捌:1)。一砚面刻"而师"、"马薦"两石文,中夹"内府之宝"四字印(图版捌:2)。砚背刻"吾水"、"吴人"两石文,中间凹处阴刻隶书"石鼓"二字,篆书"子子孙孙用之永保"几字,下落"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三行九     

黄易《得碑十二图》

黄易(1744～1802年),字小松,号秋庵、秋影庵主,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官山东兖州府济宁运河同知。工隶书,《清史稿·黄易传》云:“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石依之,遂以名家。”“公家藏精拓双钩锓木。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正,以是所蓄甲于一时。”黄易一生,为抢救散失的古碑刻及拓本,丰富我国金石宝库,贡献甚多。《得碑十二图》即是他官山东时访寻碑刻事迹的写真。该册原为天津著名收藏家徐世章先生故物,徐先生曾将同时收集到的黄易武梁祠画像题签早拓本、汉武梁祠画像残石改制的小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西楼苏帖》

《西楼苏帖》是苏轼书法的集帖拓本,传世罕见,现已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五册,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一册。本文就天津馆藏的五册作一简述,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