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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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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是1910年由南京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创办的教会大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对金陵大学造成巨大挑战。该校的美国当局、南京校方和中国籍教师群体被动或主动做出各种回应,直至学校的治理结构完成根本性转变。20年代初,金陵大学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完成"部分立案"。1926年,在五卅运动以及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强硬的立案政策的冲击下,金陵大学校内行政层开始改组。至1928年实现校董会设立、中国人出任校长和完成立案的全方位转变,金陵大学由此进入新时代。金陵大学回应立案以及内部改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渐变过程,既体现了中国教会大学在此历史关头处理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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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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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训作为无政治背景的纯学者,于抗战胜利前夕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学校复员问题、派系问题和战后学生运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进退经历,折射出战后中国动荡政局中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并昭示着此时期"学术自由"的艰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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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校初期,金陵大学校内的教学与行政采西化模式,与中国本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关系。在当时,这是所有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共性。在1927年以前,金陵大学的顶层治理由托事部和理事会构成"内外"结构。托事部由各合作差会合作设于美国,对金陵大学的经济与人事负全责,是校产的所有者。在南京的理事会也是金陵大学的决策机构,更是托事部的代表与执行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陵大学逐渐完成内部改组与"立案",其顶层治理转变为"创始人委员会—校董会—校方"的"中西"结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西",校董会同时包含"中""西"因素,代表校方"中"。与托事部相比较,创始人委员会对金陵大学的直接管控减弱,校董会并非只是创始人的执行机构。校董会中本地教会和校友力量上升,代表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方向。"校方"是校长及校内由中国籍教师组成的行政层,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在校内的话语权,这是一股新的力量,加强了金陵大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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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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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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