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理论及研究者─—关于中国宗教史研究

文献、理论及研究者─—关于中国宗教史研究葛兆光一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史研究如果从本世纪初算起的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程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过去百年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知道,能够称为“学术”的宗教史研究,其兴盛除了需要有一个时代环...     

《唐诗选注》

正内容简介《唐诗选注》共收唐诗二百八十首,凡七十八家。按照诗史的轨迹与诗人的特色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注释和鉴赏。此书是将批评鉴赏、疏通字句意义、补充文化常识、梳理文学史发展、展示诗歌继承借鉴关系等融为一体,熔为一炉,内容异常丰富,带来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出版:中华书局定价:39.00元     

自家宝藏的失而复得——晚清久佚唯识典籍由日本反传中国之影响

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是晚清民初的唯识学复兴。唯识学复兴与中国已佚古唯识学典籍从日本传回有关,没有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的联系,就没有这批典籍反传中国,没有这批唯识典籍,也不会有后来佛学取向的变化。不过,探究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则应该看到这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有关。当时,西洋科学与哲学思想挟"进步"、"富强"之势影响东亚,中国士人与中国佛教必须回应西洋的科学与哲学,佛教必须拿出一些足以证明自己既比西方文化更适合于科学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又比西方基督教更适合拯救东方人的心灵的思想来,因而日本反传中国的唯识典籍,恰好给中国的知识界与佛教界提供了佛教对西洋科学与哲学回应和理解的资源,这使得佛教在晚清民初的中国思想世界中,竟然成为理解各种外来新思想的一个途径。     

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常常羡慕研究近代中国的同行 ,这是因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空间不像古代文化史研究那么逼仄 ,一是未经开发的文献还相当多 ,左右采撷不仅本身就是乐趣 ,可以多所发现更是让人常常有自豪感 ;二是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演变的头绪复杂 ,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这里交汇 ,而越是复杂的历史 ,解释的空间就越大 ;三是这段历史一头连着悠久的古代 ,一头连着自己生活的当代 ,历史的回忆和想像、当代的观察和体验 ,都可以在这里参与历史的制作和解释。特别是 ,它不是一个孤悬遥远的“古代” ,而是一个切近真实的“当下” ,当代社会的…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谈史学史的编纂——兼评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过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以及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支那史学史》(昭和二十四年弘文堂刊、二十八年再版)。解放后三十年,史学史研究虽然也取碍了一些进展,但一直没有完整的新著问世,直到一九八○年才出现了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之后,觉得有一些问题,但一直没能把这些问题仔细分析条理,形成文字。最近听说陆陆续续又将有几部新的史学史问世,有几部史学史正在撰写中,感到这些问题应该提一提,理一理。因为搞史学史的人,天天谈史学体例、史料学、编纂学,而自己的史学史著     

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對於外面的世界,上上下下的中國人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爲中心的想象裹。那時的朝廷曾以清帝國爲中心繪製過幾次有關周邊世界的《職貢圖》,還有宫廷畫家也畫了《萬國來朝圖》,記錄各國人等到北京賀歲的盛況。人們始終沿襲着古老傳統,一厢情願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圖像。在這種對“蠻夷”、“藩屬”的無端傲慢中,看起來清廷唯獨對朝鮮還存三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对中国古典的重新诠释（一）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着天崩地裂式的大变局，在这种巨变的时代，进入新语境的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这种力图谋求适应新世界的知识重构中，拥有相当深厚历史与传统资源的中国士人，通常采取的是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途径，而在这种重新诠释古典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因为，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裹，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最熟悉的文本，儒家     

大明衣冠今何在

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忆,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装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