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访谈录

<正>一、传统斗牛活动的危机张帅(以下简称张):非常感谢菅丰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刚从中国回来,还要准备斗牛会的一些事情。在正式展开访谈之前,能否请菅丰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最近从事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菅丰教授(以下简称菅丰):我近十年来在日本主要从事关于公共民俗学的研究与推广这方面     

公益与共益:从日本的“社会性”传统再构成看国家与民众

公益是一种"礼",共益是一种"俗",一直以来,日本学界认为公益和共益是互为断裂的或者是对立的理念,并认为"共益"是在日本民间独自发生、发展起来的"社会性"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被看成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间的"社会性"传统(俗),其实受到了日本近代由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礼)的很大影响。通过对这样的再构成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可知,"共益"是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以后,为了近代国家建设而向国民普及的"公益"之思想与民间思想相融合的结果,在互为"纠缠"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起来的"社会性"传统。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民俗学者的田野介入与社会现实的再建构——通过田野调查构筑现实

田野作业通常被认为是作为理解的手段在当地直接搜集讯息。但实际上,田野作业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搜集讯息的手段,它具有与当地人共同再建构现实(reality)的合作协同这一特征。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我们能发现田野作业这一行为方法的优越性是其他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     

民俗学艺术论题的转向——从民间艺术到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艺术)

民俗学研究中关于艺术的讨论通常是在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概念之下展开的。然而,这类议论往往深受传统与历史性的束缚,普通人在生活世界里所制作的平凡作品很少有机会能被视作"艺术"。要使这样略失偏颇的论题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向,vernacular艺术这个概念应能发挥效用。它所指的,是并不自许为"艺术家"的普通人受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所驱使而作成的艺术;是在那原本与正统艺术世界的制度、权力或权威无涉的世界里,自学习得艺术技能与知识的人们苦心巧思而成的艺术。它是呈现在普通人生活现场与路上的艺术,有时亦是支撑人生、充实生活的艺术,是寻回新生、填补生命的艺术。在民俗学中采用vernacular艺术这一视点时,艺术本身并不是真正需要我们考察的对象。我们应当考察的是艺术背后人们千姿百态的生活形象与方式,是他们别具特征的人生观与人性,这些都是极好的研究材料。另外,将"艺术家"的个人史与其生活社会的当代史加以描述,从中亦能生长出研究的良材。     

“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

现代锦鲤(Koi)的发源地为日本新泻县的二十村乡,是文化复合体的表现。随着日本全球化战略的推行,锦鲤文化从地方民俗文化被建构为日本国家传统文化,并向海外传播。当全球化的锦鲤文化流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的鲤鱼吉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文化",即"中国锦鲤"文化。中国锦鲤文化不断发展变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国锦鲤""网络迷因"的衍生物。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向全球扩展,中国锦鲤或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之第三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