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友朋书札二通跋

本文刊布已故陈训慈先生保存的友朋书札二通,一为顾颉刚先生所作,一为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庆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後与四Jil成都地区学术界的关系,後者可见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与浙江省博物馆在文化上的协作。文中引证相关资料,对书札的确切写作年代、具体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说明。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

“五四”运动后,随着国内“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西学的输入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在史学领域,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也纷至沓来,有的还一度在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产生过相当影响。正确评价和认识这一时期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本文拟对“五四”前后何炳松所宣传的美国鲁滨逊“新史学”作一粗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某些史学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开展这方面的讨论。 (一)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他出生在一个塾师家庭,幼承庭训,十四岁中秀才,同年入金华府中学堂,始受新式教育。四年后,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中途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公费派赴美国留学,考入威斯康辛大学,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陳訓慈友朋書札二通跋

本文刊佈已故陳訓慈先生保存的友朋書札二通,一爲顧頡剛先生所作,一爲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慶中國史學會成立之後與四川成都地區學術界的關係,後者可見1930年代中研院史語所與浙江省博物館在文化上的協作。文中引證相關資料,對書札的確切寫作年代、具體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說明。     

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

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鏖战——1950～1960年代的台港文化思潮及其学术走向

纵览1950~1960年代台港地区的各种人文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为民族本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思潮。此三种思潮,各有运作的主体和目标,其所触及的主题,既承袭了大陆现代思想文化界争端的某些余绪,复反映出新的历史特征,其内涵往往互呈纠结或冲突之状,由此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激进主义的长期论战。理性地看,论战双方的理念虽势同水火,其实都包含着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是表现上,未免各执一端。而两者在碰撞中展现的张力和得失,不但直接影响到台港地区的学术走向,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