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确切地说 ,要研究中俄关系史 ,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自 1 71 5年开始的 2 0 0多年里 ,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 2 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可贵的探索 有益的启发——评《世界现代史》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世界现代史这门新学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统计,1979—1990年间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部分就已出版了教材13部。在这些教材中,卢文璞主编的《世界现代史(1914—1945)》是比较好的一种。作者以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勾画出一幅纵横30余年的世界历史画卷。全书35万字。我们在选用此书作为教材的教学中,感到它在体系和内容上,都有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问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17～19世纪俄国人对中医的研究

医学是中俄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国人自17世纪便开始了对中国的医学理论、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以及医疗方法的认识历程,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组织权威专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了临床试验、药学描述和化学成分分析。俄国人搜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医典籍至今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大学等机构,成为清代中俄医学交流的实物见证。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其中也包括图书交流。本文以中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俄国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