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近代墨学

近代墨学复兴酝酿于乾嘉时期,兴起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达到空前繁荣。墨学与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兴盛构成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梁启超曾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梁启超与近代古学复兴思潮尤其是墨学兴盛密不可分。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罗检秋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学术领域影响深广。他不仅在经、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清代学术格局的改变和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他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同时他也研究过先秦诸子,撰写了《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清末仁学的开展与困境——从学术上看戊戌思想家的悲剧根源

儒家仁学在晚清得到思想上的阐发和某种程度的践履.康有为、谭嗣同等戊戌思想家既重释仁学的内圣修养,又阐发仁政学说,并在重民意识、平等思想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将仁学与启蒙思想会通起来.他们执着于仁的理念,但在近代中国,仁学难以开出新的外王功业.在成圣成仁的追求中,康、谭等人的社会方案更加走向道德理想主义,人生结局也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经学潜流:夏曾佑、刘师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学源探析

清代道咸以降,学术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学相对于乾嘉时期总体上渐趋式微,而史学有所更新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的经学不仅论著繁多,而且对史学、子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影响并未消退.夏曾佑、刘师培是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而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差异.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尤为典型地体现了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了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     

近代墨学复兴及其原因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学派。墨翟等人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民生困苦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一套革除时弊、安定民生的主张。先秦诸子中,就其学说之完备、当时社会影响之,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