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跨界地区空间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中央—地方政府管治特征,以临沪地区为实证案例,提出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治理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现阶段发展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在区县级地方政府和省市级地方政府以提升地区竞争力为目标的企业型治理下,跨界地区逐渐兴起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央政府运动型治理下,跨界地区进入以协调区域功能为主的发展阶段。随着跨界发展不断深入,跨界地区空间结构由散点式分布转为以开发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空间,最终转型为融入中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研究总结了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各阶段发展的时空格局,提出跨界地区发展的治理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对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试论城市管治的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在城市管治研究领域,Jon pierre(1999)关于城市管治模式的总结极具代表性:管理模式(managerial)、社团模式(corporatist)、支持增长模式(progrowth)、福利模式(welfare)。这一总结成为了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对城市管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有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对城市规划与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我国刚刚开展的城市管治研究提出现实而又迫切的课题。本文正是从现实出发,在深入研究西方城市管治模式的基础上指出:目前中国城市管治主要以福利模式和支持增长模式为主,相应机制尚未完善且相互之间缺乏有机协调的结合;中国城市管治应进一步完善与运作管理模式和社团模式,同时加强多种管治模式的交互与整合。     

元管治:规范化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元管治与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组织形式的构建

自1980年代初以来,管治(Governance)思潮已经在西方社会汹涌澎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受到其巨大冲击。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在众多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取得一致的认同,这有赖于对管治的认识与理解。作为管治重要理论之一的元管治(meta-governance)理论在西方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规范化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元管治的探究,试图以元管治为理论基础建立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组织形式和保障机制,从而在规划决策中发挥持久作用。     

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

国家级新区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国家空间类型。首先,论文从新国家空间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新时期国家空间选择偏好从城市内部空间转变为城市群体空间的产物,是国家为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而在城市-区域尺度上构建的新地域组织。其次,论文研究了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发现其在微观尺度上具有多尺度行政区跨界联合的特征,并且表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然后,基于空间生产与尺度重组的密切联系,论文同时研究了国家级新区治理建构的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新区空间治理结构,发现影响国家级新区尺度重组进程的关键因素,是新尺度与原有行政区划的耦合程度。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国家级新区未来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借助聚集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形态维数,对茂名县域、市域及镇域乡村聚落分形特征进行研究,并从自然地理、人口、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分形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乡村聚落呈多尺度、多分形特征.聚集性从市域到镇域呈从地理导向到行政导向的趋势,高城镇化水平地区聚集...     

中国小产权房开发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杭州市城乡结合部村庄为例

本文选择了杭州市城郊结合部某村的小产权房开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探索此处小产权房从网络构建到销售为止一系列的开发过程,来反映"小产权房"产生的背景与制度环境因素。研究发现,此案例小产权房的开发依托于社会网络形成并且运作。并且在开发的最后阶段,开发商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小产权房的进一步集中与出售,保证了小产权房的开发出路。作为时代的"产物",小产权房有其不合法性,也有其合理性。本文对小产权房的研究,对未来小产权房的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合理治理小产权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空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全球化时代,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通过重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的社会实践、当代人文地理学前沿理论三者之间相互印证的理念与事实,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为空间与社会辨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并阐述了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基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初探

19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发生了重大制度转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投影,对其理解也必然要从制度转型的深刻层面去加以认识。文章系统回顾了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经历的城市形态研究、实证主义方法、政治经济学分析等过程,揭示出其基本走向是转向对深层制度性因素的关注。继而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三个根本方面,并概要性地阐释了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最后列举了相应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和基本方向。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