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全两册)

正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关注清季民国时期"思想界"的研究,这部专著是其多年思考的一个总结。该书将"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此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新型出版媒介所确立的新角色。"思想界"的要素既包含作为载体之"媒介",也包含与之发生关联的"读书人",所涉及的面向极为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     

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围绕学、政、教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分"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更表明其"语境"较之过往大异其趣;"学""政""教"三者在言说中就分别被其他的意思所替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而所谓的"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编纂时间历时40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