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推广体系下的农会

抗战时期,统筹全国农业推广事业的农产促进委员会致力于打造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推广体系,为使农业推广工作更有效地惠及农民,农促会接受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乔启明的意见,将农会纳入该体系,作为专业的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在制度层面确立农会与农业推广体系的关系后,为进一步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农促会在后方辅导设立了一批乡农会,并试图使其成为业务充实、经济自立、农民自有自治自享的组织.在农会被纳入农业推广体系背后,有美国农民组织经验的影响,有战前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改良路线的延续,还有战时国民党对农会功能需求的改变.由于农业推广体系下的农会符合国民党战时对农民进行全面动员的需求,抗战中后期,农会发展得到更多政策支持,最终在法规层面实现农民组织一元化,成为农村社会中最重要的农民组织.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本土化思潮及"主体"意识的兴起,岛内台湾史研究出现范式转换,"殖民统治有益论"是这一范式转换过程中影响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的错误史观,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效,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忽视历史的延续,而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创建及早期活动

二战时期,为应对农产品过剩危机,美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支持下,提出了创设粮农组织的构想,并将粮农组织的创建作为构建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先声。在美国的安排下,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积极参与了粮农组织的筹备与创建工作,在树立大国形象的同时,进一步奠定中美合作的基础。但由于中国农业还相对落后,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中国很难从粮农组织直接获利。粮农组织成立后,面对欧美农产品进出口国掌控粮农组织的状况,国民政府开始对粮农组织产生失望情绪。在对粮农组织颇多不满之余,国民政府也适时调整了在粮农组织中的定位,积极争取亚洲区域分会的设立,在为本国争取实惠的同时,致力于树立在亚洲的农业领导地位。但由于战后国民党政权忙于内战,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得到复兴,反而每况愈下,中国农业专家和粮农官员们在粮农组织争取权益的工作缺乏国家实力的支撑,殊为不易,最终只能以退出粮农组织而黯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