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

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所体现的主流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息息相关。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两位最重要的战略家(凯南和尼采)、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长电报"与NSC号文件)。这两人和两个文本对战后以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思想更能代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套主流战略观念,即立足于"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这套战略观念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1953年东德事件与美国对苏东"演变"战略的起源

研究冷战高潮时期苏东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与美国针对苏东内部事态的政策演进历程,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演变”战略的起源与性质。本所利用的档案材料表明,1953年的东德事件对美国决策层初步反省原先过于露骨的旨在激发或助长苏东内部社会紧张乃至“造反”行动的“激变”战略,开始酝酿“演变”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演变”战略的特征在美国对东德事件的反应中已初露端倪。这一政策转变的原因,除了原有政策在实践中的弊端和斯大林之后苏东形势的变化,也与美国决策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关。     

海龙屯文物保护工程与环境整治

从2014年2月初起至7月底,海龙屯先后完成了对铜柱关、铁柱关、西关、万安关和部分城墙及海潮寺的文物本体修缮和加固工程。同时设立环境整治小组,完成遗产区、缓冲区内的移民搬迁安置、土地征收工作;电力电讯,道路绿化和环境绿化、拆除谢家坝废弃水库、白沙河清理、管理用房工作站改造、垃圾清理、民居修缮改造等工作,基本实现了对海龙屯文化遗产环境范围的有效保护。     

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与其早期经历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杜勒斯对苏战略观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他早年形成的“和平变革”论,其思想根源包括在冷战初期即已基本定型的苏联观,即他对苏联“挑战”的性质、对外目标与手段、战略上的优势和弱点等问题的基本判断。联系这个思想背景,可以从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看到一条清晰而又前后连贯的政策思路。可以说,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其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共处—竞争—高压—变革”。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关于核报复战略的内部争论

研究“核威慑”这一军事理念正式形成的5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决策史,有助于认识今天再度得到强化的美国核战略态势。有关档案献显示,在军事战略领域首次正式将威慑理论付诸实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新面貌”战略特别是其中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具体实施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并为此展开了持久的争论。这既是出于对美苏核军备竞赛所加剧的全面战争危险和美苏可能最终形成战略均势的深切担忧,也是因为该战略在扼阻地区冲突方面的明显局限性。但由于对外部威胁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加上现行战略的内在矛盾,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无法彻底改弦更张,只能作一些局部的修补,因而未能摆脱战略上的困境。     

康德国际关系思想刍议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康德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按照国际关系学说史上惯常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类的二元划分,康德的国际关系思想属于前者,然而这并非一个完整的康德。实际上,康德的和平哲学与其说是乐观自信的,毋宁说是慷慨悲壮的,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并未消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而且,无论在人、国家还是国际体系的层面上,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也比深受其影响的当代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一般信条来得复杂。在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再度行时的背景下,通过对康德有关文本的解读,辨明他与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二)

探究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重要概念构成了人们感知、理解、阐释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对于构建学术体系而言,重要概念不仅是内容,也是工具。本期笔谈将聚焦以下议题:深化对"帝国"概念的认识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术体系的构建;破除"自由国际主义"的迷思有益于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危机;厘清"安全困境"概念的"前世今生"有助于避免其被误用和滥用现象的发生;梳理"文明标准"的概念和历史叙事有助于中国学术界生成批判精神和开放意识。本期笔谈旨在发现并阐明上述重要概念的起源、成因和应用,明晰其在学术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希冀中国学术界在未来能够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重要概念,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