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研究述评

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活动家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创和发展,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董必武研究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已取得不少进展。现对董必武研究作一简要述评,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开拓这一领域。     

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４－２６日,在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６０周年之际,来自加拿大、日本和海峡两岸１４０余名专家、学者聚会武汉市湖北大学,举行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对武汉抗战与中山舰研究举行专题研讨会尚属首次,这也是武汉地区史学界继辛亥革命８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后一次高规格的盛会。研讨会由湖北大学、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关系研究会（筹）、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联合主办,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主持。海内外著名学者李新、石仲泉、张玉法、小野信尔、张宪文等向…     

邓友星与《故事杂志》

<正>一天,我正在校对稿子,田海燕进门大喊:"林冬,看谁来了!"我抬头看见一张显得有些忧郁,病容的长脸,一副玳瑁眼镜架在鼻梁上。我惊喜地叫起来:"友星,什么时候到重庆的?"邓友星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田海燕的挚友。他与已经发福的田海燕比起来,显得又高又瘦。邓友星目光停在我脸上不到一秒,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忧郁、游移的眼神。他淡淡地说:"才回来几天。"我用重庆话问:"啥子事?"他回答:"看病。"我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某种事情正在发生。果然,过了几天,田海燕悄悄告诉我,邓友星患有严重的眼疾和胃病,他的五哥邓有理因病在重庆中共办事处     

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

陈诚（１８９８—１９６５）,浙江青田县人,字辞修,别号石叟。１９２４年６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经邓演达和严重援引,入黄埔军校,为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一职。以此为契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其战功,屡屡升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已是蒋介石...     

台湾见闻

去年,在蝴蝶兰怒放的季节里,我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台湾。这次我是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请,作为访问学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了近一个半月。我从北到南走了一遍,广泛地接触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宝岛有了些真切的感受。在那里每天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许多事情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最初探索——论评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

1922年1月5-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的论。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迄今尚没有引起研究的重视,为此笔特撰写此,以抛砖引玉。     

陈诚与湖北抗战

陈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高级将领,在湖北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35年他就开始负责修建武汉要塞,以作国防中心。在武汉抗战时期,他是武汉会战的江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了万家岭大捷。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动民众进行投入保卫大武汉的爱国行动中,成功地组织武汉工厂西迁,为完成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鄂西抗战时期,他肩负保卫中国临时首都重庆西大门的重任,组织了荆宜战役,取得了歼敌2．6万人的鄂西战役的胜利。他发动的新湖北运动成为鄂西现代化的起点,并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提供了经验。     

四老聚会庆贺党的生日

1961年6月30日，中共元老董必武邀请徐老特立、吴老玉章和谢老觉哉及他们的夫人到他家作客，聚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40周年。     

跨年度的台湾行

众所周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有着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的史料,可谓是一座近代史资料的宝库。2003年12月21日,我和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杜福录、工作人员周建华、吴明堂一行4人前往台湾,专程去搜集有关武汉近代史的资料。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