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彭明王续添当《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在１５年前问世的时候，有的史学家曾以《翔实·公允·清新》①为题加以评论。继第一卷后的各卷大体上都保持了这样的风格。刚刚出版的第五卷，不仅继续保持了这样的风格，而且更加规范化，在某些方面...     

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

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是二者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受抗日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制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和谐视阈下的国史研究

民族复兴的大战略.国史研究的新视阈 在全面深入地推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中央提出并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战略.关于这一点,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

音乐与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特别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1931-1945年的中国尤其如此.本文以民族主义为视角,以抗战歌曲为中心,梳理了抗战音乐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抗战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以及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音乐转型.     

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

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现代化理论、沦陷区民众生活实态、民众心理、研究方法、实证调查、影像资料、抗战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     

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

文章探讨了民国社会的地域性特征及这一特征的三种观念表现形式——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和同乡观念,分析了三种地方心理观念的相互关系、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

50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巨大作用,对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也产生过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未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传统政治文化观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作者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同影响的层面,论述、阐释了张、蒋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张学良“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是其得以发动事变的重要心理因素,而“事君以敬”──“负荆请罪”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和时代全国精神的结合则是导致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送蒋回宁的重要思想因素。相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君王意识和君臣心理支配下的“威武不屈”──“捍卫人格”的思想和行为,则表现了其思想的保守、阶级立场的顽固和集团私利的狭隘。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