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20世纪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例

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根据这个调查,可探索社会学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近代学堂大规模的兴起是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皆造成了深刻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新政的推行,为近代学堂的兴起创造了机会,清王朝利用政权的力量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充当了历史“不     

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

长江上游既是中国地理上的封闭地带,亦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区域。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这一腹心地区带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系统和市场结构。本文即力图把这一巨区提取出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区域市场发展的个案,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地对长江上游区域市场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袍哥在茶馆里活动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摆茶碗阵"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联络方法。茶馆作为地方政治空间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不过,"吃讲茶"仍然是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活动,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     

编辑与作者——祝贺《史学月刊》创刊60周年

作为《史学月刊》的作者,我与这个学术杂志已经有25年的关系了,也即是说横跨了我学术生涯的主要年代。我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86年第2期上的《晚清近代学堂和学生的数量》,这是一篇资料考证性的文章,也是我关于晚清新政与教育改革系列文章中的一篇。由于当时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刚起步,所以文章虽然不长,但受到学界关注,后来不少研究近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2 0世纪初 ,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 ,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 ,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 ,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 ,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 ,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 ,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华人社区的冲突、控制与自治——"二战"前美国城市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基本上被华人社区中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所控制。华人社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即宗族、会馆、秘密社会和行会,这些组织的扩张是由于社区生活的需要和外部的压力。它们也强烈影响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延缓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排华运动、组织的束缚和内部的争斗使中国移民与主流社会隔离了几十年,宗族的条规、方言的区别、利益的冲突等又破坏了中国移民的内部团结,这也导致了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非常缓慢。     

袍哥的精神和组织起源——卫大法师“汉留四书”的解读

卫大法师的“汉留四书”对袍哥的历史、组织、思想的发掘,乃至袍哥的话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面、深入地对袍哥的历史进行探讨,与他受过正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且与在他之前的各种袍哥历史的叙述者也是显然不同的,因此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卫大法师这四本书反映了中国帮会的组织和精神起源,信息十分丰富,从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洪门、红帮、青帮到哥老会都有涉及。按照卫大法师的说法,红帮、汉留、袍哥,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有着相当的可信度。通过分析这四本书,我们或许能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认识袍哥的起源问题,并考察这个组织及其成员怎样看待自己的历史。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

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姜士彬(DavidJohnson)、黎安友(AndrewNathan)和罗斯基(EvelynRowski)等合编的一本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的论文集1,预示着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研究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群体已初露端倪。十年来,此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恐怕可以说继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热之后,大众文化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都会是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所热衷的主题。虽然这个进展稍迟于美国史学界对于欧美大众文化史的研究,然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却基本上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即由过去对大众文化的三分偏见和否定态度转变到试图揭示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