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应对,可以围绕王朝制度系统的反应,形成一种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应对叙事中,李鸿章不是直接责任人和主角。但围绕李鸿章的大量史料显示,这一事件发生前,淮军面临裁撤压力,海防体系也空虚无力,李鸿章充分利用日军侵台造成的危机局面,将闲居徐州的淮军精锐调往台湾海防前线,将参与西北平叛的另一支淮军精锐力量撤回沿海布防,成功实现淮军的转型。同时,利用危机,制造舆论,与总理衙门和沿海督抚一道推动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海防体制的形成。这是李鸿章和淮军从内部平叛之战时体制向应对西方的海防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路径,而事件应对和危机利用构成的复合结构是晚清历史的特殊构造,需要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来观察和研究。     

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

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地正法是相对于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所做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而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是死刑审判的基本制度,适用于平时。两共同构成清代的死刑审判制度。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     

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俘问题

战俘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同文明冲突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战俘,体现着冲突双方的观念、相互认知和交往方式.鸦片战争史研究中,战俘问题一直是被忽略的战争组成部分.鸦片战争时期战俘的获取、处置、交涉,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观念,是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也是由此观察清王朝的一个视角.     

淮系将领周盛传的西洋技艺知行

行伍出身的淮军将领周盛传因为历史的际遇,在晚清的初始阶段就进入上海接触到了西洋军事技术,很快又赴天津驻防,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了解西洋军事技术,编写《操枪程式》训练盛军,运用西洋器械于工程建设,也热衷于西洋科技系统中的火车、轮船、电报等技术.另一方面,其自身传统经验与学习西洋实践经验混合,呈现亦中亦西的特点,而在价值信仰层面则保持传统观念.这体现了晚清以周盛传为代表的淮系历史人物“实践—经验”路径的“近代化”模式及特点.     

盐都基本特征研究

盐都基本特征研究王瑞成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和城市近代化程度的提高,近代城市的类型日益丰富。通商口岸城市是近代城市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类型,也是近年来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已有比较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其他类型城市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但要全面把握近代...     

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到底什么是城市史?到目前为止,人们给城市史下定义时还感到很棘手,但城市史作为一门学科毫无疑问已经确立,即其学科内涵及研究主题已基本确立。 从西方城市史学发展过程看,本世纪60年代以前,城市史还是与地方志结合的城市志史学,这种突出实用的综合性研究还没有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本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史学获得了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了以城市化作为城市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与以前的城市史学区分开来。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兰帕德,他认为城市史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