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与章学诚的修志之争

洪亮吉和章学诚同为清代中期修志名家,在方志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由于两人修志观点的不同,在纂修方志的问题上却有一次论争。这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清代学者袁枚的性情与学术

作为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袁枚名满天下,但在盛名之下,其性情与学术却不拘一格,不为世俗所累,充满情趣与自然。在清中期沉闷的学术空间中,袁枚活泼的学术气息及为人处世崇尚自然的思想是极其难得的。     

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

方志物产中的农作物品种、种植状况、种类增减等,是研究农业史及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野菜山蔬的经常性食用,以及以农业为主、桑果林木为辅的生产策略,是维持农家生计及应对灾荒的基本模式;商品贩运、手工业经营、食品加工等,则是农家经济增收的另外一种途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优良品质及营销盛况,有着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浅论晚清民国时期的教学改革

晚清民国时期的教学改革,是在国家民族生存危亡的背景下实行的一次教育革新。它以儿童亲近的乡土内容为主,以激发学生的爱乡爱国思想为要义,内容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实业状况等,开启了我国近代乡土教学的新模式。此外,教学内容还涉及了国外军事、经济入侵后,对当地民众生活及工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在宣扬爱乡爱国思想的同时,激发儿童的生存竞争、实业兴国意识。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方志“物产”的整理与利用——以河南土特产品的包装广告语为视角

方志物产一目中记载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品种质量、营销盛况等信息,可为特产广告宣传增加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当下许多特色物产营销状况不佳,除其经营不善或质量因素外,广告宣传或者产品包装也是重要的一面。诸多企业在广告宣传或产品包装上只打绿色品牌,忽视了历史文化因素。而河南许多特色物产在方志记载中,不但有作为历代贡品的荣光,还有远近闻名以至"驼运日夜不绝"的营销佳绩,甚至还有远销国外的记载。从方志中挖掘整理并利用此类资料不但为打造名优特产提供文献支持,还可提升产品品质及营销业绩。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保卫与破坏——明代“烧荒”小议

作为一种御敌措施,烧荒在明代被长期执行,焚烧野草林木在断绝敌方草料物资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沿长城一带的边塞地区在持续的烧荒之后沙漠化日益严重,保卫与破坏成为明代烧荒政策的双刃剑。     

乡土志与乡土教学

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乡土志教材,融趣味性和现实性为一体,以儿童亲近的乡土事物和社会现实为教学内容,重在讲求实学,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竞争意识。同时,通过乡土志教材,培养学生的爱乡爱国思想。并指出当前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应借鉴乡土志中的教育思想,使教学与现实紧密相连。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