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问,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顾颉刚的爱才惜才之心

正顾颉刚在学术界享有盛名后,便以培养、发现人才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因此,他总有这样的感觉:凡比我年轻的人,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     

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读《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的启示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中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民族对抗中成长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史学,不能不烙印着它由以产生由以发展的时代标志。相对于它赖以存在的时代条件而言,这时形成的一系列史学基本观念——与革命和救亡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建国后,这些观念在更大的范围得到数代史家的共识。随着十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段落,即前40年和后10年。史学界在前40年一直都在话语系统内思考问题,最近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

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要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也能做到就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的确,生物学家可以站在昆虫之外研究昆虫,植物学家可以站在花草之外研究花草,甚至,同样研究人体的解剖学家也可以站在“生命”之外研究五脏六腑……总之,站在对象之外研究对象,是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征。然而,历史学家可以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     

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历史研究》坚定不移的办刊方针。2006年11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本刊编辑部承办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就涉及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应努力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体现了部分与会学者对于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看法。角度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期望唯物史观欣欣向荣、发扬光大的心愿则息息相通。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努力。本刊热切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踊跃来稿,就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问题阐释自己的观点。     

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的在场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暴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积极参与这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