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加上御暴护身这一课

孩子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能够自立。他们无法养育自己也无法保护自己,容易受到侵害。父母在养育和教育他们的同时,也应该教孩子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让孩子四肢发达头脑灵活,这样孩子才能平安健康地成长。     

读书小组忆旧

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插队10年的农村回城不久,分配在车间当三班倒的操作工。时逢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向全国职工发出"开展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活动通知",一时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全民读书热潮。为此,各单位还成立了职工教育领导小组,下设职工教育办公室,专门指导职工读书,提高职工的文化业务水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在少年时代立下的宏伟志向,表现了他为国家和民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

“重农抑商”问题是本世纪讨论最多的史学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70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因为至少有三个重大理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重农抑商”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史学课题的丰富和更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了减弱的趋势,但仍不失为一个“拳头”课题。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从1979年至今,关于这一问题至少有80多篇文章发表,而且与此前的讨论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本文即对20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     

从奥林匹亚赛会看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

平等的观念是古希腊人创办奥林匹亚赛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同时,奥林匹亚赛会也是这种观念在希腊社会生活中最集中的实现和展示。然而,我们发现,在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过程中,既表现出平等的一面,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平等的一面。那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为什么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奥林匹亚赛会为主要参照系,结合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平等的思想,对其平等观念的内部结构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思考。     

那一年,我在窑厂做苦力

1972年春,我来到江苏东台市离城100多里的一个窑厂做工。我所待的这个窑厂是国营单位,主要生产砖和瓦。生产工人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只有干部和几个生产技术骨干是正式工。窑厂的工作大多是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体力活,城里人干不了,因而每年招工基本上都从农村青壮年劳力特别是复员军人里挑选。作为下放农村的知青,我是找关系才谋得了这份能领取工资的差事。     

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刘家和教授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做了尝试性的总结和评述。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刘先生几十年的治学历程说明他的比较史学研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第二部分则对刘先生的比较研究思想本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要性的归纳和评析。     

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探析

古希腊人开创的竞技体育运动是"希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裸体竞技的习俗是其独特性的最重要体现。这种风俗不仅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古希腊的裸体竞技运动是一种为希腊人所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也承载着希腊人很多的人生理想,这些理想通过与裸体竞技密切相关的宗教、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个维度体现出来。在裸体竞技中,现实与理想既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二者处在一种无形的张力当中。     

错把“牛虻”当“流氓”

20世纪60年代末,我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临行之际。我找了一些包装箱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平时爱看的书一股脑全装了进去。其中有我上小学时看的小人书,更多的是上中学时读的外国小说。当时带这些书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其中有不少小人书是“四旧”书,外国的那些小说大多是“黄色”书,都属于“禁读”之列。但是这些书在我“扎根”农村时却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     

“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7月 1 7— 1 8日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和敬府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世界史、中外关系史、清史及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编译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 4 7人 ,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幕式由国家清…     

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实践和特点初探——读《日知文集》札记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历史比较研究是日知先生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之一,他不但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把这种方法充分运用到了整个中外历史研究的实践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