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知识更新

我以为,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要使中西文化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兴旺发达,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条件,即知识面的扩大和知识结构的转换更新     

重振旗鼓 迎头赶上自治区的修志步伐

我们疏附县县志的编修工作起步是比较早的,1982年就已经组织了三个人的写作班子,那时候,确实红火了一阵子,喀什地区的许多县都派人来参观取经。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新老班子交接,使修志工作处在无人过问的空档。原来在搞修志的三位同志,由于一些具体问题没有领导拍板作主,都想打退堂鼓,有的想离休,有的要外出看病,这样只留下一个看门的,工作也停顿下来了。今年县上领导班子调整后,县委常委分了工,让我抓修志工作。我接手以后,反复学习了自治区党委、自治     

今注《左传选》释文辨义

今注《左传选》(以下简称《选》)是郑天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之一。本书的署名编注者为徐中舒先生,而实际做注释的则是罗世烈同志(见书前说明)。自一九六三年底初版以来,先后印刷三次(第三次重印为一九七九年),发行数量达十万册以上,在高等院校中影响较大。据我所知,不少历史专业的学生都读过这本书。这个选本在注释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兼取历代各家的注释,择善而从;二是不拘于旧说,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例如韩之战时晋侯所说“一夫不可狃”的“狃”字,解释     

简评齐涛《中国史纲》与《世界史纲》

历史是人类的过去。对于历史的关注始终是人类永不衰竭的兴趣所在,今天的人类尤其如此。     

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变革——兼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

周初的政治变革,打破了殷商时期以血缘纽带为依托的族邦方国结构,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具有极强稳定性的族邦结构社会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走出部落联盟——读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借鉴和运用了国际学术界近几十年来与历史学有关的相邻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对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之前的社会政治组织提出了新的阐释，并由此去探讨解决有关中国国家的起源及发展道路的特性问题；对于解决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面临的如何将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具体运用于实际的课题研究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笔谈——唯物史观是发展的理论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进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编按]     

唯物史观是发展的理论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论《左传》预言

《左传》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有所了解,主要就是依靠《左传》。《左传》里有很多预言,有的是预言当时的事,有的是预言几十年后的事,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这些预言大多奇验,其总数在一部《左传》中当以百计。自古以来,凡治《左传》的学者,对     

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转换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