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在中国各地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生产力下降.人多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病灾成为这个基础的严重威胁之一.在八路军控制的各根据地,起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主要关注于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医疗卫生工作,而对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高.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

近代以来,在西势东渐的压力下,中国人渐对民族文化失去信心,转而追求彻底的变革.文字改革,即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主张也是这种反传统倾向的一种表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主张越来越政治化,最终一部分共产党人成为这种主张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进行新文字教育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更试图通过冬学等群众性识字运动推行新文字.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开始在冬学运动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点,1941年冬学运动期间普及到全边区,然而很快于1942年冬学运动期间再次将新文字冬学实施范围缩小到延安县,随后停止了新文字推行工作.这次推行新文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从而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     

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朝鲜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人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近代思想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东西思想的冲突,以及深厚的历史记忆,使近代中国人在对韩认识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种种情感和思想的困境。首先,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是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其亡国之原因;其二,在如何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下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问题上,有人持肯定、甚至赞叹的态度,也有人认识到近代化成就背后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直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才基本统一到彻底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之上;其三,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往往受到历史记忆的很大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同时中国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

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沉潜最深的第三线地下机构,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营企业成功的典范.自从1981年吴雪之、卢绪章发表<与魔鬼打交道的广大华行>一文后,广大华行及其领导者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的事迹就时常为人们所称道.     

"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2008年12月19-20日,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支援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徐勇、王新生、臧运祜等6名中国学者,以及朝鲜社会科学院高正雄等6名研究员和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李薰等6名研究委员发表了论文.     

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的农业经营(1905—1945)

日本自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他们大多在“满铁附属地”或关东州内经营水田,也有的经营旱田。一般将土地出租给当地中国或朝鲜农民耕种,也有的雇佣当地农民耕种。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进行了建立集体移民村的试验,但并未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关东军的推动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成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总数约27万人。在日伪政府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国农民的大量耕地,其农业经营也是建立在大量雇佣当地中国农民或向他们出租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日本移民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或耕作方式,反而给当地中国农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由于其家庭开支较大,经济状况并未达到日伪当局的理想,并不能作为自耕农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