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以前的历史：成都平原的史前时代——兼论成都平原的土著及贵州濮僚

史学界对成都平原史前史有过研究,但至今仍扑朔迷离,原因是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太少。而周边如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等地却非常丰富。于是本文作者作了大胆推论：古蜀人是由南面的濮人北上和北面的羌人南下及东面的巴人西进与川西平原本地的资阳人汇集而成的,时间有前有后,前者受川盐的吸引。后者是农业发明较成熟后到达川西平原这块沃土的。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和资阳人共同构成的四川土著（古蜀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     

黔南明清经济发展研究

本对黔南明清时期的经济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和研究,并分析了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对当代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变的作用

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改变,应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是外部原因,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是一个既不能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客观史实。过去史学界往往只重视内因而忽视外因的研究方法,作认为不够全面。本着重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论述其对中国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作用。     

秦亡的内部原因剖析

秦朝的灭亡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帝国内部各方利益集团有密切联系,君臣间的猜忌、贵族和官僚的攻讦,严重削弱秦的统治力量。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有限,容易使地方政权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最终瓦解秦朝的基层统治。秦惟有依托本土镇压农民起义,但朝政上的过失已使秦丧失最后的凝聚力,在无兵可派、无将可选的局面下,在秦王朝的自我否定里（君主由称帝改称王）走向历史的终结。     

“康乾盛世”施政措施与彼得大帝改革之比较

彼得大帝改革使俄国步入“现代化国家”,并影响到后世,他在经济上的一些措施甚至对今天的俄罗斯也有一定影响。然而,同一时期的“康乾盛世”在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庞大而繁盛的清帝国随之陷入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苦难深渊。本对一喜一悲,一起一落的两种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并剖析这两种不同后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