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官史与史官──读史札记三则

曹魏官史与史官──读史札记三则牛润珍一、魏史修纂百始于黄初《交通》卷１２《古今正史》：＂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魏史之修始于黄初还是太和？《史通》语言含糊,使后人误以为＂魏文帝时,曾命史官编著魏书＂①。但考诸史籍,文帝...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徐陵引姚察为史佐不在永定初——读《陈书·姚察传》札记

南北朝著名史学家姚察历仕梁、陈著作官。《陈书》卷27《姚察传》曰:“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姚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时在梁绍泰年间。入陈后,徐陵引姚察为史佐。《陈书.姚察传》曰:永定初,拜始兴王府功曹参军,寻补嘉德殿学士,转中卫、仪同始兴王府记室参军。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陵见叹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除散骑侍郎、左通直。寻兼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     

"车城"、"山城"的探索新编市志的范本--读《十堰市志》

在中国现代新兴城市族中,有一族类完全是靠现代企业的建设而魔幻般地兴起的,诸如大庆、攀枝花、十堰、东营等。在这类城市中,大多是因为资源、矿藏的开发步入现代化行列,而完全靠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注入,在一块传统的穷乡僻壤的山区农村集镇基础上,建起林立大厦、厂区、街道、商城、车站、公园等现代设施功能齐全的新兴城市,并不多见。湖北省十堰市的兴起,正是中国城市族中少见的典型,可谓是中国城市发展道路的一种模式。由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拉动地方社会经济超常规地变化,完全靠技术、知识、资金,托起了一座山区现代化城市。     

再论方志属性与方志学学科建设

文章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方志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方志的专门性和方志学的独立性,编纂专门的地方志书,建立独立的方志学科体系,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文章重点谈了如何建设和发展方志学科:一、应深入开展方志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要和志书编纂结合起来。二、建设一支精干的方志学理论队伍。三、尽快进行方志学学科立项。四、围绕方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组织重大项目攻关。最后指出当前方志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地方志与陈垣的史学研究

陈垣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其学术研究善于开掘方志材料,所撰《元也里可温教考》、《释氏疑年录》、《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广征元至顺《镇江志》、佛教志乘及其他志书;考证元大德《南海志》残本为路志,陈大震撰;其治学师承清学传统,重视志书,又开启后学,教人阅读志书。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略论方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方志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应尽快确立方志学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造就高端专门人才。近代学术与学科的发展,方志学学科领域明确,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既是一专门学科,又是一综合学科,它涉及一个较大规模的学科群,诸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人才培养,由高等院校方志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