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效应

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略论近代厦门的华侨汇款及其作用

众所周知,近代华侨与家乡的联系在经济上主要是以汇款为纽带的。作为八闽门户的厦门,是福建华侨出入的重要港口,厦门又是福建侨汇的集散中心。据统计,1905—1937年全省侨汇的80—90%是在厦门集中或转汇。①那么,侨汇的存在,对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多大     

战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衰落和华人文化的变迁(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50年代末6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先后不同程度地推行教育同化政策,对华文教育逐步控制、限制乃至于消灭,加之华文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重重困难以及华人社会的复杂变化,致使东南亚华文教育日益衰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新加坡华人的华文读写能力——过去、现在与将来

当华文类学校的招生人数减少的情况公布之后,一些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华文教育的最佳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以后,各类华文学校的招生人数持续下降。因此,受过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现在只占劳力的一小部分,华文文字“行将消亡”。但如下的历史事实却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本文所沦述的历史时期是在     

辛亥革命与新华社会的变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较为重视,但却较少深入而全面地研究辛亥革命对于海外华侨社会的影响。本文仅以新加坡华侨社会为例,探讨辛亥革命对新加坡华侨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真探讨这种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加深理解辛亥革命的海外意义,另一方面也可深入把握新加坡华侨社会变迁的中国动力。     

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三种模式

本文将考察新加坡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性质和特点,从中分析儒学是怎样和为什么在19、20世纪乃至今天还在新加坡学校得以讲授.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儒学将在新加坡学校的中三、中四水平上讲授,随后,在8月和9月,新加坡政府邀请了8位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儒学专家帮助拟草一份教学大纲中有关的概念结构.在两位海外顾问———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的帮助下,以刘薇霞博士(Lau Wai Har)为首的教材编写组,开始用英文和中文撰写课本以及辅助的教学材料.最后,在1984年1月,中文课本开始在学校使用,而英文课本的讨论版也于1985年早些时候开始使用.     

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三种模式

本文将考察新加坡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性质和特点,从中分析儒学是怎样和为什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加坡学校得以讲授,乃至于现在仍被讲授。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儒学将在新加坡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