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城市的春天——亲历新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上）

1949年5月,我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当时北平刚解放不久,就成立了城市规划的机构——都市计划委员会,也叫“都委会”,比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早。     

在荒煤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

在“中南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 1952年,我和我夫人徐虹奉调到中南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跟随荒煤同志工作,直到他去世。当时,荒煤是中南文化部的副部长,实际上部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我和徐虹被分配在调研科工作,由荒煤直接领导,徐虹还兼任荒煤的秘书。     

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三）

周总理关心“保钓运动” 从新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共和国的领袖们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和台湾人民。早任中日建交前,周恩来总理就已经开始为中日建交后的对台工作作铺垫,其中一件事就是接见参与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台湾爱国青年。     

超越争议 携手共赢——我所亲历的APEC

1993年2月,外交部正式任命我为中国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tion,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从双边交到多边外交,这是我外交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变。     

为了城市的春天——亲历新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下）

深圳经验——第二个春天中绽放的城市之花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迎来了第二个春天。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家建委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深圳搞规划。1980年,中央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国家建委决定派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     

为了共同的未来——亲历“可持续发展”30年（下）

首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出台 随着“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在1998年建议：对应国际标准编制一套系统的年度报告,深入研究、追踪“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说：“老牛,你要真下决心做这件事,你的团队就必须心无旁骛,也不要找什么机会到社会上去搞创收,     

梦圆蓝天应有时——中国人的大飞机之路（二）

我们凭什么造大飞机？大飞机已经列入国家重大专项,但仍有人怀疑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能力和决心。其实,他们忽视了我们发展大飞机事业的四大优势：国家意志的政治保障,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航空工业日趋完善的技术、人才基础。     

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一）

林丽韫,1933年出生于台湾清水,1952年年仅19岁时由日本毅然返回大陆,投身新中国建设。先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洲二局局长、全国妇联第41届副主席、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创会会长、全国侨联常委等重要职务;曾任中国共产党第10-16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4-8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林丽韫的人生历程中,曾近距离接触过众多中外国家领导人,亲历了两岸关系和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众多重大事件。她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日语翻译达22年,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她曾负责全国台联的创建工作并连任三届会长,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被海内外台胞亲切地称为“林大姐”和“大家长”。下面,就让我们透过林丽韫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去感受她的故乡情与祖国梦……     

梦圆蓝天应有时-中国人的大飞机之路（三）

体制机制创新,是组织实施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成败得失的关键。大型客机不仅要在技术上成功,还要在商业上成功,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这不是只靠列入专项、增加投资就可以完全解决的,还有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     

为了共同的未来——亲历“可持续发展”30年（上）

牛文元教授,1939年出生于河南焦作。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美环境与发展研究委员会中方主席。牛文元教授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早在1983年就与马世骏院士一起参与联合国起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莱报告》）,二人也以“一马一牛”的称号而享誉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