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清末五大臣出洋昙花一现的立宪梦

这是一次目标明确的公务考察。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只为谋求一个君主立宪、救亡图存的出路。孰料,百年以后,五大臣的这趟考察政治之旅,却连同清末预备立宪一道,被钉上了“骗局”的标签。这果真只是光绪帝和西太后合谋的骗局吗？     

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结构透视——以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从人员为例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76名随从人员,他们普遍关心时政且学有专门,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这一群体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并且取得功名者并不排斥接受新式教育,非科举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展示出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呈现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也展示出科举废除前相当数量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倾向已趋于多样化。上述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停废、新式教育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政改革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使命感。由于随从人员处在新旧知识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学力水平存在诸多不足,清末宪政改革面临的人才困境于此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述评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12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师范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北京、     

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

宣统元年(1909)四月一日,锡良接篆东三省总督。与首任东督徐世昌借款筑路的思路不同,锡良督东之初力主自修铁路,但遭到中央部臣议驳。之后锡良着力筹谋息借美款修筑锦州至瑷珲的铁路计划,欲图借此一方面与日本、俄国控制的铁路争利,一方面将欧美势力引入东北,实现均势外交下列强间的相互牵制,从而巩固东北边疆主权和边防安全。然而,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内外两方面的阻滞:就外力而言,日本、俄国为避免与美国、英国形成直接对抗以及出于保全自身利益的考量,未直接反对锦瑷路事,而是联起手来对清廷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声言此路必须经其同意方能实施且要求提供资金、工师;同时加紧对东三省的侵略步伐,俄国提出修建张家口经库伦至恰克图的铁路以替换锦瑷铁路。就清政府内部而论,邮传部、外务部、度支部之间以及三部和东北地方政府之间,由于角色地位的不同,对锦瑷路事的认知存在诸多差异,集中体现为东三省督抚极力主张借款筑路而各部态度则飘忽不定。锦瑷铁路借款计划最终失败,东北铁路建设面临着中外博弈和央地歧异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