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的元代云南史地研究力作——读《〈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拓者。他和林超民教授合著的《〈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独辟蹊径,以翔实的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云南与东南亚,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提供了有力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元初云南政区、元代云南交通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进了元代云南史地的研究;表现出了清晰的学术传承轨迹和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勘称学林佳话。     

连通中央与边陲: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述论

京滇公路周览团是一个高级别、综合性的考察团。周览团的考察活动是南京政府"统一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抗战战略及国防建设的组成部分。在增进中央政府和国人对西南边疆的了解、增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推进中国的早期现代化等方面周览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因特殊时代背景的局限,象征意义高于实际效果。     

临渊履薄、朝不保夕到柳暗花明、死里逃生——满族官员崇谦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命运

崇谦是晚清云南楚雄府知府,他逐日记述的《日记》（残本）是研究清末民国年间满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辛亥革命部分记录了崇谦从临渊履薄、朝不保夕到柳暗花明、死里逃生的曲折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反映了一个满族基层官员在辛亥革命大时代中的命运,这与云南军都督府的民（种）族政策及＂五族共和＂思想有密切关系。其子宝铎（关振生）保存了《日记》,注释了部分内容,并与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交往甚深。     

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

民国时期,从制度、立法及法律法规层面,土司制度显然是封建残余,只能废除,实行改土归流。但是,在实际社会中,土司又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事关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不得不正面应对。因此,各级政府在"废除土司"、"改土归流"的大旗号下,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不断探索,不断发展,推陈出新,磨合适应,力求找到适合自身实际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改良土司行政,为延续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在民国国家体制中找到一个合法的制度性、政策性存在。这些具体工作和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制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自 1 93 4年秋开始收集资料 ,到 1 984年《彝族史稿》公开出版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方先生“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 ,族别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彝族史研究的框架体系 ,彝族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族源、叟人、爨部、乌蛮、南诏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方先生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上 ,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

1949年底,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由方国瑜、凌纯声、陈一得、张凤岐、罗常培、张席、张印堂、何塘、杨、于乃义等著名学者撰写,包括云南沿革、部族、气象、边务、语言、地质史、地形、矿产、农村、文献共十篇,基本上涵盖了云南史地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评论其"学近专门,事不蹈虚"。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从出版之日起即陷入"湮没"无闻的境地。本文初步探讨了该书的出版及"湮没"、内容与作者,认为它是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在云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滇风黔雨铸金瓯:1920年非常国会迁滇及其活动述论

1920年7月,广州护法国会迁往昆明,谋求组织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再举“护法”大旗.这是护法运动时期滇桂矛盾激化、护法军政府内部分裂的表现与发展,也是民国宪政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云南在民初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国会在云南的活动,名不符实,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与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