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四年殿试日期辨正

洪武四年殿试日期现有两说:一是以《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为代表的“二月十九日”说(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本,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二是以《明太祖实录》为代表的“三月乙酉朔”(三月初一)日说(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乙酉朔)。笔者同意二月十九日说,理由有三:一是《登科录》具有相对原始档案性质,且所记十九至二十三日的诸事日期环环相扣。二是该年会、殿试时间前后衔接。据载,二月十八日会试结束,中书省将结果禀奏皇上(《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申条)。因此,次日殿试完全可能。三是处于明初草创时期科举制度尚未定型。如洪武三…     

《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之关系

《豫报》是河南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1906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共出版了6期。它的创刊宗旨是“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由于政见不同,自第五号起《豫报》股东分化,一部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激进派创办了《河南》杂志,备受海内外注目。在这种情势下,《豫报》在1908年4月30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即第六号后便停刊了。     

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

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是在科举考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旨在规范会试阅卷环节的重要举措,将会试中的五经房数与同考官数分别确定在18房和18人的规模上。该制首次出现于明万历十四年,此时明朝的应举人数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十八房制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清朝承继完善,使之稳定运行至清末,随科举制的废止而终结。作为科举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制不但在制度体内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明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之变动

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首次确立乡试直省录取名额始,解额制度便成为有明一代一项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随着人才的作兴和政治的变动,各地乡试解额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变化之中。就变动性质言,有临时上调、后不为例的非制度性变动,也有变动后作为常制被以后各科所沿用的制度性调整。在变动方式上,有小范围的局部调整与大范围乃至全国规模的变动之区分。而前述两种性质的乡试解额变动在这两种变动方式中皆有存在。其间大范围的制度性调整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更为人们所关注。自洪武三年后,此类变动在宣德、正统、景泰、万历、崇祯时期皆有…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的撰写与学术规范--以史学类论文为中心

广泛获取相关研究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要求。诚实撰写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是实现学术规范的一项实质性措施。在撰写学术史时,应以全面性、客观性为原则。对研究信息的获取,力求广泛;对前贤成果的评析,务求客观;对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也须指明。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

对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主体的江南地区社区意识集中体现的风尚取向进行探讨,不仅从一新的视角来深化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而且也是理解江南地区明代后期各种社会新现象的关键。我们试图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正于史学万家。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