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问题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即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产生作用的估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近几年来国内论坛中的一个热点。在西方论坛上,这是一个老问题。压     

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它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实。     

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银行团(1895 —1927)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面临深刻的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换。就国内范围而言,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向割据的军阀统治的转换。1895—1927年外国在华的金融活动,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活动的     

记忆犹新的回忆

刘大年同志是一位有完美道德的真正学术工作,又是一位有丰富学问的真正共产党员。他不但在个人的研究中有杰出的贡献,而且在科研领导岗位上,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我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记忆犹新。现在借此之机,写一点这方面的回忆,作为我个人的追念。     

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

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西方资本在中国的金融活动,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由于外国银行是西方资本在中国金融活动的主角,因此,已往的研究,多只着眼于在华外国银行的活动。从总的局面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按照外国资本在华金融活动的发展过程,这种认识,又不完全符合具体的历史实际。就西方资本活动的主体而言,这里有一个演进变化的过程,有一个洋行向银行的嬗递。这一过程,既包含量的变动,又     

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续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1964年4月至5月间,邵循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283和284号上,发表了一篇《论郑观应》的长文。我当时读了以后,曾经写过一封信,打算向邵先生请教。信没有写完就搁下了。最近整理旧稿,偶然发现这半截子信稿,觉得还值得续下去,并且把它发表出来。然而邵先生已经作了古人,我再想向他请教也没有机会了。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信的原文如下:     

回首杂忆

这是我对今生研究工作的忏悔。我在职的一生曾无一日离开过研究单位。然而时至今日,60余年逝去,挫折教训不少,成功经验渺然。岁月不居,回首无那。忏悔之心,将长此以往。以下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启蒙岁月”、“学术生涯”两段,拉杂写上一点个人回忆,作为这一忏悔之心的自我剖析。读者进而教之,不胜感幸。一、启蒙岁月钩沉(一)我们的“家”我的研究历程中的启蒙阶段,是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度过的。1 943年,我毕业离开武汉大学,经我的老师杨端六先生介绍,进入社会所。当时社会所所址,名义上设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实际上到了李庄镇,…     

中国资本主义研究的可贵成果

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副教授从80年代初就读大学时起,就开始注意苏州丝织业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将近十年以来,他围绕着这个中心,潜心研究,先后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上,今年四月又出版了以“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为副标题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部将近40万字的著作,系统地叙述了苏州丝织业这一著名的传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孕育、萌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归宿。通过这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读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写而由著名历史学者丁名楠先生主持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以下简称《侵华史》)这一巨大工程,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之后,又一次推出重大的成果。四十余万字的《侵华史》第二卷,在1986年底出版问世,满足了读者多年的渴望。     

是住冬还是住夏——关于鸦片战争前广州外国商人的“住冬”问题

汪煦同志在本刊1980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是一篇内容充实的作品。文中谈到鸦片战争前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能留在广州过冬”。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和全文主旨无关,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弄清历史事实的说法。不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