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

近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围绕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关系、如何开发新疆等问题展开多方面的讨论.由于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将新疆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乃至亚洲地区安危之所系,并认识到民族与宗教是新疆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全面开发新疆对稳定新疆及巩固国防意义重大.这体现了对新疆地位认识的逐步深化.     

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学科构建与启示

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边疆研究前后相承,但嬗变特点鲜明,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亦有较多的发展差异。伴随着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和边疆研究的发展,"边疆学"、"边政学"这样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边疆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虽是由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而形成,但在今天的时代场景下,它更是重大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然不可否认的是,边疆史地研究仍是"边疆学"构建的基石。     

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

<正>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相关论著不断问世。本文试图对30年来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与民族”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0月11-12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中共龙陵县委县政府联合举办的"抗战时期西南边疆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云南龙陵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30余名学者与会,围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社会与民族政治、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层面均设置了一些边政管理机构,有利于具体边政措施之贯彻。这些机构呈现以下特点:具有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机构之性质;中央层面的管理机构设置较多且相对全面;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隶属系统不一,虽按近代理念设置,但无统一的长期规划,也非决策或执行机构,属于研究性质;存在着传统政治习惯和近代民主共和理念共同作用于边疆治理实践的二元化特色。南京国民政府之边政机构,还有明显缺失:中央层面的边政机构与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联系脱节;边政机构之统合能力较弱,导致其权威及功效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政制本身与其边疆认识之缺失等因,是上述弊端产生的根源所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政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中华民族观念的讨论,是"致用"与"致知"双重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政府组织与推动的时代特征,表现出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

1912年,沙俄在策动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唆使外蒙古出兵侵占科布多,并试图以外蒙古为工具图谋新疆及阿尔泰地区。时任新疆都督的杨增新,在内外压力重重的背景下,积极出兵援助科布多。在科布多沦陷后,仍坚持部署收复科城计划,精心筹办新疆边务,确保阿尔泰地区安全,并在与沙俄的交涉中军事、外交斗争并重。杨增新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北京政府在科布多问题上的无力软弱状态,但亦尽自身努力保护了阿尔泰地区,最终实现了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行政及军事意义上的完全统一,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