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周易》三题──释“键川”、“设卦观马”、“禁民为非曰义”

帛书《周易》三题──释“键川”、“设卦观马”、“禁民为非曰义”梁韦弦近读有关帛书《周易》思想的《周易新论》①一文,内容颇有新意,确非泛泛之论。文中指出：《周易》卦名既有＂天人合一＂又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说卦传》纪录了北斗柄运行的轨迹;《丰》卦爻辞...     

“卦气”解《易》匡谬

历史上荀爽、虞翻等学者用汉易卦气学的一些说法对《周易》经传所作出的种种解说,与《周易》经文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皆牵强附会,顾此失彼。这说明《周易》经文制作时根本没有“卦气”观念包含在其中。     

由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古书形成的复杂性

马王堆帛书《系辞》以外五篇《易传》的内容表明其形成过程是复杂的,简单地将其视为先秦古书是有问题的。由人们关于帛书《系辞》与传本《系辞》关系的认识看,以为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一定早于相应的传世文献,以简帛文献来定传世文献的是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孟京易学的来源

史家所记西汉孟喜、京房之学来自“《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和“隐士之说”,汉易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家的五行运数说和天人感应论为理论支撑,借用了天文历法知识,将《周易》占术与秦汉间的五行杂占之术结合的产物,那种认为卦气说源自孔子易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释帛书易传《要》篇之“六府”、“五官”

帛书易传《要》篇所谓“六府”,当为“藏六物之税”之“六府”,所谓“五正”,当为“五官之长”。将“六府”解释为《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言“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府”,“五正”解释成《鹖冠子》中的“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五正”,皆与《要》篇之义不合,因而由这种解释推出的卦气说早在先秦已有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

尚秉和根据<焦氏易林>的有关说法和语音通假之例及爻位说,将<周易·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并以为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荄茲"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综合考察<明夷>卦爻辞和<彖><象>二传的文义及文献相关记载,这些说法皆不能成立.     

古文献考辨三题

《论语·尧曰》中的"历数"实指历法而言,顾颉刚据汉宋学者以"历数"为帝王历运之义的解说以证《尧曰》为邹衍之后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将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诗无隐志"的说法与《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相关说法结合起来看,可知春秋时《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已然流行,并非出于战国中后期;《尚书·皋陶谟》中的"五辰"应为"三辰"的误写,故不能做为《皋陶谟》有取于阴阳家思想而为伪古书之证。     

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解释及相关问题

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含义与天道运行的“岁之义”无关;故卦辞所言方位与《说卦传》讲的“万物出乎震”的运行位序及帛书《易之义》讲的“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的运行位序皆不相合。《说卦传》与帛书《易之义》所言均未超出八卦与四季相配的范围,说明两者都不具各汉人提出的卦气概念的特定含义,故经史文献不称《说卦传》所言为“八卦卦气”,“八卦卦气”的提法是没有根据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应有历史发展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