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2013年度清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清史研究稳步推进,成果丰富,亮点突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学术对话活跃,海内外学者间的互动愈益富有成效;史实讨论趋于深入和细密,对现实问题更加观照;理论探索更趋自觉和多样化,新的研究路径和趋势不断涌现;成立了故宫研究院等新的科研机构等。     

开辟制度史研究的新境界——《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评介与思考

正制度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毋庸讳言,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陷入了纯制度研究的窠臼。由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1),所以,纯制度研究不仅不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公正地评判一种制度,也难以提出较具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将鲜活的实践纳入到制度史研究中去,遂成为了制度史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