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朝鲜战争研究的新视角——读《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有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已成为历史陈迹留驻在人们记忆之中。然而随着近年来俄国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学术界对此课题的研究却兴趣日隆。华东师范大学沈志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     

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国共关系视域下中共在甘肃陇东边区的成长

自八路军入驻陇东,甘肃国民党地方政府即对其保持着敏感而警惕的遏制之心,且其遏制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甘肃地方政府的遏制并未阻断中共在陇东边区的发展,在驻陇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下,中共力量不仅由乡村延展至县城,而且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中态度坚定,在陇东问题交涉中据理力争。中共之所以能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沉暮及其行政人员的萎靡,更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坚定的抗战理念,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以及一大批忠诚而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正是因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之间心灵相通,使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