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清末民初鼎革大变局下动荡边地的个体应对——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在库活动探微

清末鼎革之际,外蒙古局势亦发生骤变,云集于库伦的王公活佛乘武昌起义之机,尽逐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诸官员,导致清廷与库伦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危急之际,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勇肩重任,不断向清廷汇报该处情报、上呈治乱方略。同时他又担任抚辑委员,竭力保护在库内地商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民国成立后,顾保恒继续履行以上职任,直到民国元年十一月被迫"出奔"后,才结束其卫国护商使命。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之际,顾保恒之类的时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其努力不能忽视。同时,他们应对边疆危机的不足及所遗教训,亦为史鉴。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作业制度设计及运作情况考

在西方近代司法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监犯服役概念至近代被西方的"作业"概念所替代;相应地,中国传统监犯服役制度也被近代作业制度所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行监犯作业制度,以期达到既能教育人犯,又能助其生计的双重目的.该行为虽不失为中国近代监犯作业制度改革之真正开端,但基于诸多不利因素之制约,其监犯作业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均不太理想.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债务案件审理研究

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债务案件、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债务关系和此类案件审理作出了设计.这一设计突破了清代刑事引律例、民事随民俗的运作模式,开始将债务纠纷纳入了正规司法审判程序.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严格遵照法律设计原则进行审理,凸显了“法治”特征及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进步性.但其不足亦复存在:它试图消除...     

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初探

中、日、韩三国关系历来是东亚关系史上的敏感话题,时至今日,中、日、韩关系仍然是左右着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局势的敏感神经.而今天日本企图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事更加发人深省.现实需要告诉中国人研究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清日关系尤为重要,它是揭开现当代中日关系的钥匙.本文重点研究清初时期的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对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的建立、变化和后滞影响进行研究,以求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借鉴.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

明际中、日、琉球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此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廷在前期以及中后期对琉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了琉球与日本联系以及日本对琉球控制的加强.日本对琉球由此前的陌生、淡薄转化为对它的积极进取与控制.随着明末国家实力的衰落,以及明廷对琉球采取保守的宗藩政策,日本在琉球的优越地位日益上升.这一地位的上升是日本在东亚执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的开始.日本正是以琉球为起点开始走上奴役东亚邻国的道路.     

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

道咸同时期中国独尊的传统外交体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日渐瓦解,它虽给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失落,但并未阻止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这一演变不仅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向外派使的发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国家利权、国权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诞生。     

清末藩部地区筹备司法改良探微北大核心CSSCI

清承明制,针对蒙古、西藏各藩部实行一套不同于内地的"理藩"司法模式,但至晚清,随着内外危机的加深,清廷开始对藩部司法进行改良,以推进藩部地区新政,实现传统藩部与内地省份司法治理上的统一。为实现此目标,清中央政权、具体负责藩部事务的地方官员分别做出努力,围绕旧律废除、新律修订,司法人才培养,各级审判厅、检察厅设立,进行尝试,肇启了传统边陲地区司法近代化之路,推动了藩部地区法制的进步。     

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

清末"开蒙智"是在清廷、主管边疆地区事务官员、各部王公共同主导下的一项重要新政,有着共同的取向。最低目标在开通风气、改善蒙古等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局面,借此抵制外部势力的侵渗;最高目标为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化除畛域,加强近代国家主权之认同。在这两大目标推动下,各界又提出了诸多"开蒙智"建议,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形成了清廷上层、主管边疆地区行政官员、藩部王公"开蒙智"的三种不同方式。在这三种模式中,尤以藩部王公"开边智"最具特色,且取得了较好成绩。清末时人"开蒙智"等活动,客观上虽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最终未能成功实现以上两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