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适应战时财政的需求,四川省政府实施以提高税率为中心的营业税政策,致使商民税负骤然加重。以成都市商会为核心的四川商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抵制,最终迫使政府在税率问题上作出部分让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表明:在政府最需要增加税收以支持抗战财政的情况下,商界仍能够制约政府的税收行为,并实现征纳双方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营企业统制经营问题研究——以广东士敏土厂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很多民族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地处南粤的广东士敏土厂也深受影响。在陈济棠的统治下,广东省政府为应对经营危机,打着“经济自卫”的口号,采取一系列水泥统制经营措施,通过限制甚至杜绝外国及外省水泥在广东市场销售的方式,达到垄断该市场并造成经济割据的局面,进而为政治和军事割据打下经济基础。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

以营业税抵补地方裁厘损失是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地方政府所订税则却遭到各地商界的强烈反对,以致税收纷争此起彼伏.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试图缓和地方政府与商界之间的矛盾.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不得不与商界达成某种妥协,而中央税法则沦为一纸具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以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统一币制政策探析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