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所藏天宝年间敦煌田簿研究

1983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列·伊·楚古耶夫斯基的力作《敦煌出土的中国文献》①一书,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其中首次刊布的CP-366号文书,更引人注目。此件现存5断片322行,楚古耶夫斯基取名为《敦煌县寿昌乡农户田土精册》②。楚古耶夫斯基与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都对该件文书的年代、乡别,性质,作用,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但苏、日两位学者都认为此件的性质是退田簿,这又很难令人苟同。笔者不揣冒昧,谨陈己见,以求教于通人方家。一、cp-366号文书概况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北魏至隋唐实行均田制,敦煌的田土亦纳入均团制的范畴。贞元三年(787)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在沙州实行计口授田,每口一突(即10亩)。这种土地制度并未贯彻始终,吐蕃占领敦煌的后期,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土地的继承、买卖,不受限制。大中二年(848),沙州重新归属唐廷。此后,敦煌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外学者很少论及。近见冷鹏飞同志《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与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两文,对归义军张氏时期户口制度、土地制度、     

论陈玉成在太平天囯后期的作用

在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光辉的英雄人物,如果把他否定了,似乎后期太平天国就没有值得歌颂的人物了。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持这种错误看法的同志有意无意地抬高李秀成在太平天国中的作用,贬低洪仁玕、陈玉成等的功绩。为此,我们想着重探讨一下陈玉成对后期太平天国的贡献。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可知,汉代奴婢入籍。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因此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仅仅对于其主而言是财产,故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

“石”字既可表示容积单位,又可表示权衡单位。先秦至汉唐,“石”作为权衡单位,始终是1石=4钧=120斤,而其作为量制单位,始终是1石=1斛=10斗=100升。作为容积单位的“石”,与作为权衡单位的“石”绝不能混为一谈。唐前期,无论是敦煌,还是内地,皆未见“驮”作为量制或衡制单位的实例。吐蕃占领敦煌后带来了“驮”这个量制单位,1驮=2蕃石(20蕃斗)=1汉石(10汉斗)。当时敦煌地区,1秤=4斤。敦煌地区,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制冠冕外,公私通用大升、大两制。     

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

秦至东汉中期 ,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由锄、锸耕向犁耕过渡时期。东汉后期或魏晋南北朝 ,北方中原地区始进入牛耕时代 ,南方还要晚一些。《吕氏春秋》、《胜之书》等所说的先进耕作制度只是农学家的提倡 ,远未在全国普遍推广 ,当时多数地方还是粗放耕作。以往的农史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当做一般的、已被普遍采用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 ,这是一个误区     

评《汉唐籍帐制度研究》

户籍、计帐制度事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赋役的征收,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日学者对中国古代籍帐制度做了许多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但限于资料,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唐代。近二十年来,随着湖南里耶秦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安徽天长纪庄汉简、湖北纪南松柏汉简、湖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以及更多的吐鲁番文书的出     

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

敦煌发现的S3287号文书反面保存吐蕃时期沙州某部落左二将户状计五份,其中两件残缺,三件完整。各件文书所署的年月分别为“子年五月”与“子年六月”。王尧、陈践同志拟名为《子年擘三部落户口手实》,以为“这一子年,应是七九○年的午年分部落以后不久,定为七九六年丙子,可能较为合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则拟名为《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上》,以为其年代应在“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