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我又做回了学生

去重庆从昆明到重庆,我头一次坐了飞机,倒也没觉着害怕,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头晕。赵苡平时不大哭的,这时也突然哭起来。飞机很小,机舱像个不大的房间,坐了十几二十个人。大家各自坐着,都不说话,也没有服务员来端茶送水。我从窗户看下面的云,觉得真是好看,也没觉得飞了很长时间,就到了。     

杨苡:有些地下党朋友信任我

母亲来南京陪罗沛霖去上海,是在母亲他们回天津前在南京小住那段时间。1947年4月,母亲和杨敏如、罗沛霖他们一家到了南京。前面说过,复员返乡不是件容易事。回南京,中央大学是比较早的一拨,我哥他们编译馆迟了好久,我姐一家和我母亲不是跟单位而是自己走的,那时抗战胜利已快两年了。他们的行程是地下党孙有余安排的,在重庆时母亲对罗沛霖的事很支持,把钱都交给了地下党做活动经费。     

抗战胜利与复员

日本人投降了!赵蘅满月后,我又住回了中央大学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里来的,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     

初到南京

学校的安排我们是第一次到南京,没有自己的家,除了些随身物品,一无所有,真的是“身无长物”,和流浪汉差不了多少。一切只能靠学校。学校的汽车把我们从下关码头一直拉到了四牌楼,那是中央大学所在地,而后安排我们住下来。教授住在教习坊,那里原来就是中大教授的住宅区;也有教授在外面租房子住。     

中央大学同学(下)

徐璋与王聿峰在我的同学中,徐璋是个奇人、怪人,他是罗伯特·温德(清华、联大人回忆时常会提起的外籍教授)的高足,书读得好,温德特别欣赏他,让他毕业后留校给自己当助教。没想到他后来会服氰化钾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