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民俗学逐步矫正了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凸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主持人语

作为世界民俗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方法和视角,表演理论有着丰富的启示性,对其进行充分理解、本土化实践及反思,无疑对推动该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国内的相关研究,受《民俗研究》杂志的委托,我组织了这组专栏文章。其中,拙文《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一文,     

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

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现象,学界和社会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也有开放而宽容的学者尝试将民俗的不同形态理解为民俗生命进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有待修正和补充。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所谓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无法截然区分和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的学生培训与课程设置——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札记之二

印大民俗学系(2000年更名为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在美国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它建立历史长(它是美国设立最早的民俗学系)、教职员工多(目前有16位专职教授、11位兼职教授、6位名誉教授、3位特别项目教授、4位办公人员、1位管理民俗学图书馆的博士)、著名教授多(以后我们会进一步介绍他们)之外,开设课程多和招收研究生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民俗学专业的学生,     

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简

“神话主义”是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对女娲神话的整合运用与重述,就生动地展现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有机融合、叙事表演以情境和游客为中心、神话更为系统化、神话的地方化更加突显四大特点。可见,神话主义属于神话的“第二次生命”,研究者应将神话的整个生命过程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     

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一个北京近郊城市化乡村的发展之路

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中,"乡村"常被视为现代性的"他者",是被动的、有待自上而下的努力去拯救的地方,其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一般简称为"非遗")在内的文化传统往往被无视或低估。上述观念应该予以修正。北京近郊高碑店村的个案展现了一个失去土地的城市化乡村积极利用非遗来谋求自身发展的主动实践历程。对驱动其开发非遗以实现振兴的动机、方法和行动主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是更根本性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以社区为主体来驱动非遗开发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并注重如下原则的重要性:(1)由社区驱动的内在发展动机;(2)以社区自身文化传统为基础;(3)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参与;(4)社区受益。这一模式对于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只有充分尊重并发挥乡村具有的主体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     

从"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到网络民族志——当代神话研究方法探索30年

田野作业的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即使在一个学者的治学生涯中,其模式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而选择的关键在于意图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的视角."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注重对特定民俗事象的历史、结构、一般性实践过程及其生存现状的考察.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更注重民俗事象所生存的语境,特别是情境以及实践者的主位视角.对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神话主义进行田野研究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依然是根本性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具有流动性、虚拟性等新特点,这一方法的使用也显示出其特别之处,尤其在研究电子媒介时,更体现出网络民族志的特殊性.此外,"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方法及其所体现的"文本中心观"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关研究促使中国神话学内部日益呈现出明晰的"朝向当下"的取向.     

阿兰·邓迪斯:精神分析学说的执着追随者和民俗学领地的坚定捍卫者--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二

在当代美国民俗学者当中,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大概是中国民俗学界最为熟悉的一个名字。在美国民俗学界,这个名字也是既响当当但又颇引起争议的一个:因为他在民俗学的诸多问题上的卓越成就,因为他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执着追求,也因为他那特立独行、坦率直截的个性。2001年6月13日,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本文对表演理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近30年间的传播和实践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该理论得以传入中国并被接纳有着多方面的内在因由,既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形势相适应,更与本土民俗学对生动鲜活的表演活动进行记录和对民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中国民俗学者在本土化实践中体现出的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重新思考等,对表演理论有丰富和修正的作用。在表演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与推动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取向逐渐向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和当下发生转型。     

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

我们于2000年8月～2001年8月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有计划地对10位当代美国民俗学界有影响的学者进行了系列访谈,其中包括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亨利·格莱西(Henry Glassie)、琳达·戴格(Linda Degh)等,访谈的内容广泛涉及当代国际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发展的新视野、民俗学在未来的兴衰、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联系与区别、民俗学者的人生旨趣与人文关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