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方法的比较

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质量的重要根据,也是进行国家及地区间比较分析的依据。本文介绍了四个国外的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两个国内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得到构建合理的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要客观指标辅以主观指标、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启示。     

浅谈中国文化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学习语言是为了交流,为了了解另一种文化,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有必要涉及文化教育。然而,很多老师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在英语教学中不注重相关文化社会因素,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     

《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

国民革命时期,上海五洲大药房总经理的英文秘书邵芾棠以F.D.Z.之名,频繁投书《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栏目,阐发其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主张,引起该报外侨读者的重视与反击。1924年国内反帝废约之声渐起,邵芾棠以反驳外侨所谓中国"排外主义"盛行的观点,初登《北华捷报》。此后,他批评外侨针对中国文明的论调,其维护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与外侨抱持的文化优越感形成鲜明对比。北伐开始后,邵氏在报端愈战愈勇。他驳斥西方读者贬抑国民革命的观点,彰明普通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心声,并呼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作出变革,从而触及外侨在华的核心利益。诸多外侨读者撰文回击邵氏,这些言论适与时人批评的"上海心理"形成参照。邵芾棠与外侨读者的互动,体现了国民革命时期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外侨顽固的殖民者心理。     

私产·市债·工潮——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1927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宣传的反击——以英文撰述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英文撰述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批驳敌人不实的战争宣传,向海外表达以“抗日御侮”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徐淑希、桂中枢、孟治三人的著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人撰写的有关中日冲突的英文著作,以中日条约、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约作为批判日本侵略的依据,以举证说理的方式驳斥日本的战争借口、澄清西方误解。这些著作既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性的一面。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