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川探源型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

湯川秀树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由于他在1934年首先预言了介子的存在,获194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湯川是一个完全接受日本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自幼兴趣广泛,涉猎了许多领域的知识,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定了解,尤其是对中国的老庄哲学印象颇深。这些,对于湯川后来在物理学上取得巨大成功都起到重要作用,使他在接触现代物理思想时,得以充分发挥建立在这些影响基础之上的思维优     

黎澍老夫子

"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最初认识黎澍是1938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材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办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     

晚报界的林放

林放者,赵超构也。这位著名的杂文家一辈子办晚报,而且一辈子办《新民晚报》。我早年仰慕他,晚年同他结交,都同晚报有关。1982年我退下来以后,主持中国记协的王揖要我帮忙。我在记协挂名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以记协书记的名义连续三年主持了三次全国晚报会议,直到第三次会议上成     

“中国式”思维杂拾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回忆采访开国盛典引发的感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以至在东方和世界历史上,她的重大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因采访和报道这次开国大典,我有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到处喜气洋洋,我们的新中国有着多么祥和辉煌的开始啊！新华社负责发布公报式的新闻,我和李千峰一起承担这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成立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就被称为“开国盛典”,这点可以从当年全国各大报上看到,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们俩人作为这个会议的工作…     

悼胡绳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为“依法治国”多出力──为《炎黄春秋》迎接新世纪而作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建议《炎黄春秋》为这件大事多出力,不只是在新的一年里多出力,而且在新世纪的许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多出力,锲而不舍地多出力。 我说这是划时代的,也许有人不赞成。他们可以拿出我国历史上许多认真执法的事实和美谈来,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可以说,不论这句话能不能行得通,总不能否定我国存在着这种崇尚法治的好传统吧。 不错,但那是封建帝王“以法治国”,是人治。十五大提出的是‘依法治国”,是民主的,是法治。两者一字之差,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止是由于这个…     

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作者萧功秦先生在文中说：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也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羡林老先生把这一页记下来了,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韩国技术立国战略初探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国家科委和地方科委联合组团一行五人,就韩国“技术立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考察。考察期间,我们与韩国官方和民间的科技界、教育界、工业界进行了比较广泛地接触,先后听取了接待单位——科技基金会的综合情况介绍,实地参观、考察了三星综合技术研究院、三星电子公司、国立汉城大学以及大德科学城的电子通讯、计量、化学、原子能研究所和科学技术院,拜会了国家科技部。这次考察,总的印象是,韩国之所以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佼佼者,关键就在于真正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真正受益于科学技术,走的是一条技术立国、技术富国、技术强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