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     

晚清民国时期的“结义”现象

正"结义",即本无亲缘关系的个人之间结拜为兄弟。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变得更加流行,在不同阶层当中都有表现,由此形成大量"金兰谱"、"拜帖",不少至今依然存留于世。近十余年来,民间文书的发掘、收藏趋于热门,历经沧桑存留下来的一些金兰谱受到关注。有的收藏爱好者将其藏品公开刊印出版,有的公立文博机构也收藏了一些这类文书。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一些网络书商、电子商务网站     

客家:社会身份、土客械斗与华南地方军事化--兼评刘平著《被遗忘的战争》

移民、客家及其对地域社会变迁的影响,是中国近世历史上非常突出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扩展,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之类的问题①,尤其是华南地方社会的历史建构过程和运行机制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相当重视。不过,在清代华南社会中十分常见的土客冲突现象及其对地域社会运行的影响,依然没有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③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客家研究方面论文、著作不断涌现④,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客家学,不过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扎实的历史性探讨比较欠缺,由此制约了相关论说的学术深度和说服力…     

中山陵选址问题释疑

正孙中山身后葬于南京紫金山,乃是他自己作出的选择,这差不多已经是人所公认的事情。不过近年来围绕着陈去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事实究竟如何?有必要予以澄清。1994年出版的《吴江文史资料》第14辑(纪念陈去病诞辰120周年专辑),内有高驰撰写的《陈去病巧释紫金山》一文,介绍了陈去病在中山陵选址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具体相关内容,见于1928年7月5日陈去病给柳亚子的回信。这封信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去病全集》第一册,信中这样回忆三年多以前孙中山临终之际的情     

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

民族主义既非洪门自身所固有,亦非纯由外部植入,而是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派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解释的结果,其中又汇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成果。"反清复明"这一形式化的洪门自我表述,经由激进知识人和革命者使用"种""族""类""种族""民族""民族主义"等抽象概念范畴进行历史化、理论化处理,被提升为基于狭隘的民族概念、带有鲜明种族认同色彩的民族主义,且被视为洪门的真实历史和固有传统,由此形成"洪门民族主义"这一特殊话语。此过程在提升洪门形象的同时,也遮蔽了洪门的某些真实面貌。民初以后革命派试图转向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宽泛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但他们沿用"洪门民族主义"跟会党切割,结果反而促进了"洪门民族主义"的传播。民族主义话语当中宽、狭两种民族概念仍然彼此纠缠,甚至相互混淆。     

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评《文化与叛乱》

如果从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Schlegel)的《天地会研究》出版算起,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从开始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即使以2 0世纪30年代天地会文书相继发现为标志,迄今也有70多年的历史。几十年来,这一领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成果,出版了一大批相关史料,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奠定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然而进入新的世纪,面临社会环境和学术文化潮流的变迁,这门学科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下去?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或许有很多看法,刘平新近出版的《文化与叛乱》①一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独特的回答,值得引起注意。一以往的秘密社…     

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民国时期的中山陵集体谒陵活动

正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正式入葬南京中山陵,次日起陵墓对公众开放三天,供人瞻仰。1929年9月,陵园管理部门颁布了《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对外开放,3月至10月每天开放9个小时,11月至2月每天开放7个小时;每逢1月1日、3月12日、5月5日、6月1日、 10月10日和11月12日,还开放墓门,让参谒者进入墓室瞻仰。此后多年,集体谒陵活动络绎不绝,尤其是国民党高层政要,更是通过一系列仪式感极强的谒陵活动,使得中山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