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

正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动荡和变迁,它是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战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最活跃的舞台。近年来,在一度经历"告别革命"思潮席卷的中国史学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引入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和视野研究中国革命的论著层出不穷,"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图摆脱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注重从政治结构、社会动员、革命     

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

汪精卫对于抗战从悲观失望发展为公开主和,有其思想演变的脉络,也有促成其思想演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汪精卫反对国民党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不信任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也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从“不做官吏”到争做官吏——汪精卫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蜕变

汪精卫在民国初年宣布"不做官吏",退出政治,投入留法教育运动,在思想上是出于对无政府主义的认同。信奉无政府主义,促使汪早年崇尚暗杀,继而将教育视为比武装革命更为根本的救国手段,并与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但国内政治的危机局面,使汪又不能忘情于现实政治,内心充满苦闷挣扎,最终重返政治,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理想。探讨汪精卫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蜕变过程,也有助于了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中所面临的困境。     

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

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被诱而亡,身败名裂。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