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五四时期,在我国史学专业化的背景下,《史学原论》作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经典教科书,在史学界流传甚广。胡适、李泰菜、梁启超等人的著作深受此书的影响。民国时期不少青年学生赴法留学,跟随《史学原论》著者研习史学方法,这些中国留学生归国后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极力宣扬师说,使西方史学方法论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得到贯彻,“史学方法”被官方定为必修课。这本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专业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处境。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对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

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在2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介绍和探讨,而且《英国文明史》又被重新译刊,说明它对中国史学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