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     

《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北洋时期政治体制下的司法制度如何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是该书关切的主要问题。在充分了解该主题既有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以孙中山、徐谦、王宠惠、居正等人为论述点,按时间先后分阶段叙述司法党化的流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有关司法党化论争的考析,揭示了执政党(国民党)内外各方的理念冲突、派系斗争、利益纠葛等隐性原因,颇具新意与     

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已启动把司法系统纳入党国体制中的进程,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即其体现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赓续这一进程,显著例证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仅可以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由此造成战区检察官的实际运作与原初主旨背道而驰:本应为抗战中的国家利器,却成为国民党维护专政的工具,进而衍异为党内派系的斗争工具。经此,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很多的无规则性、肆意性被引入原本尚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司法系统之中,破坏力甚巨。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让“人”回归法律史研究

长期以来,法律史是建制于法学之中的一门学科,从业者多为法学界人士。近年来,很多历史学者进入该领域,不少重要学术成果相继出版发行,在史学界颇为瞩目,一时间呈献“显学”之势。总体而言,法律史是法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当然,还需要从其他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换言之,法律史是法学、史学学者们的“共同事业”,只有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不同路径的学界相互交流、求同存异、互鉴学习,才能共同推进法律史研究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期开设“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笔谈栏目,邀请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中颇有造诣的法学、史学学科的新锐学者撰写笔谈：既有学科发展方向的思考,也有方法论的自觉与反思,还有重要概念的探讨等。本期笔谈,意在抛砖引玉,我们诚挚期盼,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法律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98元现代中国的法律职业者,大体包括法官(审判官)、检察官、律师、法律研究者等,他们共同构成法律制度运行中"人"的部分。法律职业者,虽以法律事务为职业,但其首先是"人",是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与亲历者,他们对变动时代的法制变革有着自己的观察、体验与感受。这些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终结,而是在大后方进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例.此间的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了许多的乡村建设活动,梳理和考察这些活动,可以审视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审和反思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既有结论.     

梁启超与司法储才馆

<正>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时代巨子,他有着多方抱负,著述宏富,在诸多领域事功卓著,影响深远。司法储才馆,则声名不显,研究者甚少注意,^①在梁启超传记和相关论著中,或寥寥数笔,或只字未提。^②实际上,梁启超与司法储才馆的相关历史,意涵丰富,关涉1927年前后中国政治、法律、教育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实有专门研究之必要。     

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

《唐烜日记》(丙午、丁未年)记述了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与感受。身为刑官,唐烜亲身经历了大理院与法部的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此过程中,唐氏也完成了从刑官到推事的转变。面对伴随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可谓身已新而心依旧。这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中国首批"新式"司法官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