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货与提倡国货

在旧中国,根据工商业者的职业特点和反对外国侵略形势的需要,抵制洋货与提倡国货是汉口工商业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经济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商人不仅受到廉价洋货的排挤,遇到享有特权的洋行的不公平竞争,还在银行信贷、海关验货纳税、机器进口、货物外运等方面受到外国银行、外籍税务司管理下的海关、外国轮船公司以及国外厂家的歧视、刁难.加上本国反动政府的压榨,中国工商业的生存环境可谓险恶之极.因此,中国工商业者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行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个运动开创了以抵制洋货作为反对侵略、维护国权斗争形式的先例.19世纪40年代以后,     

孙中山先生关于武汉现代化建设的设想

本世纪50年代长江上建设第一座大桥的时候,听老一辈人讲,孙中山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过在长江上架设大桥的计划。当时幼小的心中对孙先生产生了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待到长大了,读了孙中山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他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才知道孙先生对于武汉商埠建设和经济开发有很系统的设想;而且对照今日武汉现代化建设的规划与成就,对孙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勇于创新的改革家胆识,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位伟人更加崇敬了。孙中山开发武汉的宏伟规划是建立在对武汉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武汉襟江带河,素有“九…     

走向世界的武汉商人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执行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丝毫没有通过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商业观念.那时,一方面限制外国商人自由地与中国商民交易,另一方面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亦加以种种限制.中国商人少有出洋贸易者,大多数商人只好把眼光盯在国内市场,从事农副业产口、土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难以大展身手,封闭在城墙内的或局限在庙会、集市中的狭小市场和有限的商品品种与商品流转额,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一种内向型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同时它还有事务的另一面,即中国商人所进行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商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     

宝通禅寺的兴衰

1997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舍利供奉瞻仰法会在武昌宝通寺隆重举行。寺内迎来了北京西山灵光寺供奉的释迎牟尼佛牙舍利,连同近年来泰国、尼泊尔、缅甸各国僧王赠送武汉宝通寺供养的部分舍利一同展出。它们安放在造型精美、价值连城的佛塔内,以偿四众弟子所愿,放光显瑞的佛牙舍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佛门弟子、香客及游人。舍利“瞻仰法会”使节日的宝通禅寺香火繁盛,热闹非凡,一时间宝通禅寺名声大振。坐落在武昌洪山南麓的宝通禅寺是武汉著名的佛教圣地,它依山而建,古朴雄伟,洪山宝塔,直插云霄,殿宇佛像,金碧辉煌,寺内文物苦革,…     

形形色色的街头幌子

我们今天走在大街上,会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广告弄得眼花缭乱.有从商厦顶层凌空而下的长布标,有在夜空中发出耀眼光芒的霓虹灯,有五颜六色的透光彩,有造型新颖的大橱窗……这些广告宣传着商店里的各种商品,吸引广大顾客前往购物,使商家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有趣的是这类广告其实都是古老的街头幌子的现代翻版.     

老字号的经营特色

走在汉口、武昌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一些门口挂着“中华老字号”牌匾的商店.这些商店历史悠久,多系明清时代开业者,有的则是民国时期创办,规模亦较大,往往在各地设有分店.如,绸布业的谦祥益、悦新昌;饮食业的老通城、大中华、老会宾楼、老大兴园、冠生园、小桃园、四季美;中药业的叶开泰、刘天保、陈太乙、初开堂、金同仁;洗染业的宝华;照相业的品芳、显真楼;刀剪业的曹正兴;文具业的邹紫光阁、胡开文、朱锡记;工艺美术业的荣宝斋;铜器业的高洪太;制伞业的苏恒泰;钟表业的亨达利;眼镜业的精益;副食杂货业的汪玉霞、曹祥泰、伍亿丰、老锦春等.有的老字号几经变迁,今天又恢复原来名称,仍然经营原来的行当,有的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有的改头换面,名存实亡.但这些老字号的经营特色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依然在武汉商界     

武汉商人的公益事业与慈善活动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商人地位低下,名声亦不太好听,影响至今,社会上仍流行着“无商不奸”的偏见.为提高地位,改变形象,传统商人拼命积累财富,通过钱权交易,操纵社会地位和声望较高的人,达到“交通王侯,力过支势”的目的.为了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他们常做一些“露富”的举动,千金买笑,万钱掷赌,盛大的祝寿活动,讲究排场的婚丧仪式,种种奢侈豪举,都是他们炫耀实力,扩大影响的方式.到了晚清,财政困难和官场腐败迫使政府卖官鬻爵以谋取经费,这就为商人提高社会地位,改善自己形象增加了一条渠道,即通过“报效”和“捐纳”获得功名与官衔,在名义上可厕身于绅士阶级,在与政府做生意和讨论问题时可与同级官吏平起平坐.除了这些方式以外,许多商人受“富好行德”传统道德的熏陶,造福桑梓,周济贫民,捐赠国家,以为国